大姐可以代表什么(散文)
作者:羊玉姣
说起大姐,就不得不提到县城。我童年和少年的大多数时光,是跟着大姐在县城度过的。记忆里,一直留存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县城的样子。
老县城很小,很普通,小到不出一个小时就可以绕着她打个大圈,普通到所有街街巷巷的名字像是国家统一发放的,和别处街巷的名字惊人的雷同。衡宝路像一根藤蔓,从遥远的衡阳或者更远处蜿蜒而来,弯弯绕绕,一路向西,走一程停一下,岔出几条分支,再走一程停一下,岔出几条分支,就这么一路走走停停,刚过了桐江,衡宝路就再次岔出了人民路、东风路、解放路和建设路几个分支。她们或东西走向偏南,或南北走向偏西,直来直去,画出来一个不很规则的“井”字,老县城的小日常便在这“井”字的横横撇竖间流淌。譬如,解放路搭在人民路腰间,最南端以县人民医院为起点,一路向北依次是县委县政府的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公安局、服务大楼、百货大楼、胜利街农贸市场、副食公司饮食公司等,最北端是花鼓剧团和邮政营业厅。大大小小的节日里,解放路负责张灯结彩,替老县城摇旗欢呼。譬如,东风路名副其实,东接衡宝路,像涌进县城的东风,就那么一鼓作气向西边吹过去。她的最东头是城东大厦,接着是机械厂、省石膏矿等几个企业的厂区或职工宿舍,往西有邮政局,然后过工业品市场,跨过解放路后,就是房产公司和县武装部,最西头分别是镇中学、县一中和教师进修学校。至于藏在县城西南角的体委,能和东风路攀上的那一点关系,完全是一个意外。行至镇中学的外操坪时,东风路似乎是突然间的心血来潮,很随意地朝南边的一丛民居甩出一条百来米长的泥巴路,县体委的家属楼就这么隅在泥巴路的尽头,隅在这丛民居的背后。再譬如,人民路肩负重任,除了将电视台、二完小、建设银行、人民医院、酒厂和计生局拉到一条道上。她更像一根绷紧的长弦,将桐江河弓一样弯在县城的南侧,架在桐江河上的和尚桥四新桥,就分别成了扣在弦上的两个点。
桐江河,当年是县城居民唯一的饮用水源,八九岁时,我差不多每周要和她打一两次照面。我们见面的时间大多在天黑以后,或者傍晚或者深夜,见面的地点从不改变——县城东郊某段河畔的一个小水泵房。水泵房又矮又小,蜷缩在一大片农田深处,是搭在河床上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砖瓦房。
每次,吃过夜饭收拾完毕就出门,大姐持手电筒走在前面,我随着晃动的光柱跟在后面。如果是大热天,大姐手里还会多一根长木棍,说是用来赶藏在路边草丛里的蛇。从县体委的家属房出发,走一段泥巴路,穿过一丛砖瓦民居,过镇中学的外操场,往东走到东风路的尽头,再跨过衡宝路,过几段田埂,便到了桐江河边的水泵房。大姐抓住手电筒的光,扫过几截从红砖墙里钻出来的圆管子,扫过两级水泥台阶,扫过木门,扫过门上一把大锁,然后开锁,推门,机器的轰鸣声便潮水一样扑面而来。大姐伸手,拉一下悬在门边的细线,吊在房梁的小灯泡就亮了。房内,几根立在河床上的圆木柱子,撑起一排木板,一张矮脚小床落在架空的木板上。床底,地面,墙边,除了弯弯绕绕的大水管子,就是黑咕隆咚的抽水机。全身铁家什的抽水机是一个不安分的庞然大物,正抖动着身子“哒哒哒”地狂吼,套在一起的黑糊糊的几个大部件就那么拼命地转呀转。进屋,大姐双手合拢做喇叭状,指了指架得半个人高的小木板床,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喊:“上—床—睡—觉—”然后,她双手操起我的腰,将我顶上床,拉开木门就出去了。
我叫不出水泵房里这大块头各个部件的名字,但我知道大姐去干什么了。她持一个扳手,是去检查沿途的送水管了,如果发现水管的接口处有松动或开裂的现象,就得及时汇报或作出处理。小小的水泵房,就只剩下我,和发疯一样狂抖的抽水机,我甚至可以看见从河水里冒出头的乱蓬蓬的水草。我害怕,怕蛇,怕老鼠,怕怪物,怕突然闯进来的流浪汉,不敢闭眼睛。床底下,机器的轰鸣声持续地以最大的威力往我耳朵里灌。我用双手捂住耳朵,整个身子瞬间被淹没在隆隆的轰鸣声里。我只得瞪大眼睛看,看灯泡里发出来的微黄的光,在心里数数,数一二三四五。我想,数到一千,大姐就会回来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思考。我想灯泡是不是和我一样胆小,吓得跟着机器的轰鸣不停地抖。
大姐是自来水公司的一名职工,一九七九年刚刚成立这个单位时,她就调过来了。公司规模很小。在解放路中段的服务大楼一楼租个铺面,做为公司的门市部,方便老百姓买水表、水龙头、扳手、管钳、管砂纸、防漏带等各类工具。在大楼的楼梯入口处挂一块写有“邵东县自来水公司”几个字的竖牌,算是单位的招牌。再在二楼租两个门对门的小开间,就是办公室。公司最初五个职员,三女两男,抽水、抄表收费、看门市部、补补修修,这些工作转转盘一样,几个人轮流来。看水泵房是一项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工作,白天还好,安排个员工上午或下午抽时间过来转几圈,查看一下泵房的机器有无异常就可。晚上则不行,要求睡在水泵房,通宵值班。这样的通宵班,大姐几乎每周都会轮到一两次。
大姐夫安排说,陪大姐到水泵房值夜班的任务,就只能交给我。他是体委的皮划艇教练,每天带着十几个运动员在四新桥附近的河段训练,晚上还要给这些学生补习文化课程。他没有时间管这些。
陪大姐值夜班,我是极不情愿的。不仅仅是因为水泵房冬天冷夏天热,地方太偏机器声太吵睡不着,最要命的是太尴尬。大姐比我大二十几岁,出门跟在她后面,别人总以为我们是母女。经常有人问,小羊啊,女儿几岁了?长这么高哇!听得我每次都想低头找地缝,大姐也一定想找个地缝,我敢肯定。有什么办法呢?“长姐如母”,古话就是这么说的。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成了大姐家的常住人口之一。家里有大姐大姐夫,有大姐夫的母亲(我们叫老人家奶奶),有我,有小我四岁的外甥女和小我六岁的外甥,六口人挤在体委两室一厅的家属房里。
一般是这样的。我和两个小外甥还有奶奶坐在客厅。我负责照顾两个小外甥,带着他们玩。奶奶双手撑在拐杖的一头,半眯着眼睛坐在老式弹簧沙发上打盹。大姐下班了,提着一大竹篮子菜进屋,看一眼我们三个小的,再对着奶奶笑一下,说一句:“老娘,我回来了,马上就做饭。”然后就进厨房。她的笑,给奶奶的最多。
外甥女说,妈妈,你是不开心吗?很少见你笑。大姐回答,有时候忙做事,忘记笑了。
也是,大姐有做不完的事。给奶奶端屎倒尿端茶送饭,地里的菜,煤屋里的鸡,一家六口的一日三餐,全靠大姐。她很少笑,成天就这么绷着脸,梭子一样在厨房、菜市场、办公室、菜地、煤屋、还有水泵房之间穿过来穿过去。
我以为,是因为有我这个“拖油瓶”,让大姐感觉自己在婆家人面前矮了三分,所以她每次都要对着奶奶笑,讨好奶奶。她多做家务,表现好,照顾好奶奶,就是不想让奶奶讲闲话,嫌弃她从娘家带个妹妹过来。尽管那时候还不到十岁,我就知道“拖油瓶”这个词语的意思,经常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自卑。
大姐说,你傻啊。就算你不和我们一起住,照顾七十多岁的奶奶,管一家人吃的喝的,这些事也是该我做。
我完全相信,大姐是有这种责任和担当的大姐。在娘家,她是我们姊妹中的老大,脚底下的几个弟弟妹妹和寡居的母亲,都是她在操心。大姐十九岁参加工作,是聋子街几十年以来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女孩子。她从小懂事,刚满十七岁就在外面打拼,因为普通话念得好,被公社招到广播站当广播员,然后到宝钢煤矿做临工,转正后,先后在短陂桥煤矿、县交通局和自来水公司工作。这其中,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经历的某些艰辛,大姐和我们讲起时,偶尔也会红眼睛。
用现在的概念来定位,大姐在自来水公司只能算是普通蓝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收费大厅,没有固定的收银员,没有电脑,做什么都得靠双手。每周六个工作日,大姐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一三五看门市部,二四六到用户家里抄水表收水费。晚上,大姐要么在水泵房值班,要么在家里算账核账。水表的吨位,水费的金额,卖了多少配件,收了多少货款,都要对得上数。大姐读书不多,做好这些还是有难度的,她经常要忙到深夜。姐夫就取笑她,说她不够能干,八小时以内的工作还要带回家,用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补课”,相当于每天花了超过十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公家的活,逢守水泵房值夜班,还要再搭上个小妹妹陪着,实在是不划算。姐夫的大哥是县委副书记,几次提出要给大姐换单位,这样大姐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奶奶,照顾家庭。可惜每次都是因为自来水公司人手不够,工作环境太差没人愿意来接手工作,大姐不愿意就这么撂下一大摊子事走人,调动的事最后不了了之,大姐就一直待在自来水公司。
因为长年累月挨家挨户抄表收费,大姐几乎成了“县城通”。她知道很多我们曾经熟视无睹的小常识。譬如,和平街的门牌号是从东风路的入口处编的起始号,左手边是单号,右手边是双号。建设路有建设南路和建设北路之分,以衡宝路为中界线,建设北路的门牌号是自南向北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的,建设南路的门牌号则是由北向南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大姐将县城里的琐碎梳理得非常清晰。只要是住在县城里,只要是在自来水公司立户存档的,户主姓什么叫什么,住哪条街多少门牌号,她都说得出来。
白天,除了看门市部的时间外,大姐通常是挎一个皮质单肩包,一条街一条街,一户一户地抄水表收水费。单肩包里装一个十六开的大笔记本,里面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哪条街多少门牌号,户主姓甚名谁,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候,水表读数是多少,收费多少等信息。笔记本上,有不少她自创的特殊符号和一些小记录,譬如哪家的水表读数不清,就在最后一栏画一个三角符号。哪家走了几趟还没能碰到户主的面,水费欠了多少,欠交时间有多长了,就在备注栏里记下相关数据。哪家下次需要帮忙捎带一个水龙头或一些防漏带等等,都有特殊标记。抄水表收水费的事情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还真没那么轻松,大姐就因为收水费挨过不少骂。老百姓难以理解自来水从河里到各家各户的水龙头所需要的运营成本,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水是大自然所免费赐予的,是人是畜生都可以免费用。一次,大姐发现和平街一户人家的入户水管没过水表,这是不合规矩的,算是老百姓嘴里说的“偷水”。她当时就指出来,记录在笔记本上,并责令其即刻整改。户主是个粗壮的彪汉,感觉丢尽了面子,气急败坏,要抢了大姐的工作笔记本,并威吓大姐,要她少管闲事,否则大姐以后有吃不尽的亏。彪汉的老婆甚至指着大姐破口大骂,骂大姐“吃冤枉”,骂自来水公司“吃冤枉”,说桐江河明明就是大家的,每个人都占份,凭什么自来水公司要收水费?
大姐能怎么样?她还能怎么样?她只能紧紧捂住单肩包,保护好工作笔记本,然后一边解释一边后退,找机会穿过围观的人群,逃离。
果真如彪汉说的,大姐被人盯上了。一个下午在和平街收完几户人家的水费,她刚走到通往东风路的街口拐弯处,被一个小年轻一把扯下单肩包,跑了。大姐说,幸亏那次包里只有三几十块钱的公款,否则怎么赔得起?这些事情,她不敢和姐夫说。从那以后,她将皮质单肩包换成了一个旧布袋,将上门收水费的时间调整到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和五点以后的下班时间。她说这样更好,哪个小偷会相中一个旧布袋子呢?再说这两个时间段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多,安全,能和户主碰面的机会也更大,工作效率更高。我们全家的午饭和晚饭时间也相应做了微调。中午,大姐提前做好一家人的午饭,匆匆扒几口就出门,下午,大姐收一阵子水费后,再回家做饭。
这个时候的姐夫,正忙着为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选苗子。那几年,县体委陆陆续续为省队和国家队输送了十几名皮划艇和赛艇选手,其中选送的运动员中,一个叫宁梦华的正备战亚运会。大姐夫是她的启蒙教练,被推荐参加国际裁判的资格考试,如果考试通过,他就有机会到北京亚运会担任皮划艇比赛的现场裁判。有人说,大姐夫是宁梦华的伯乐。也有人说,宁梦华是大姐夫的贵人。我已经上中学了,没有心思去考究他们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我的任务是陪大姐夫练习英语口语,成了大姐夫的陪读。
晚上,一盏台灯在中间,我和大姐夫左右各一。复读机读“canoeing——划艇运动”“paddle sports——皮划艇运动”,我和大姐夫跟着读“canoeing——划艇运动”“paddle sports——皮划艇运动”,复读机读,“canoe racing——划艇比赛”“C-1; Canadian single——单人划艇”“C-2; Canadian pair; canoe;double——双人划艇”,我们也跟着读“canoe racing——划艇比赛”“C-1; Canadian single——单人划艇”“C-2; Canadian pair; canoe;double——双人划艇”。我人小,舌头灵活,每次发音都比大姐夫准确。大姐夫就着急,反反复复三遍四遍地练,秃了半个顶的头上直冒汗珠。大姐心疼,又是递茶又是送手帕。她数落我,你再用普通话教一下姐夫咯,我听都听不懂,他怎么可以讲得来?我和大姐夫无可奈何地相视一笑:可爱的大姐竟然要我用普通话来教大姐夫英语,这么好的建议可能也只有她可以提出来。
我们肯定是拒绝采纳大姐这么荒唐的建议,没想到大姐出了更高的招,她特意跑到镇中学,请过来一位专职英语老师给姐夫当私教。
还有什么比大姐的这种支持更有力量呢?我考上师范的那一年,大姐夫成功获得皮划艇赛的国际裁判资质,并有幸赴北京亚运会现场担任裁判。他的学生宁梦华获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女子四人皮划艇500米金牌。这是县里的大喜事,是可以载入县志的大喜事。解放路张灯结彩,迎接亚运冠军回家。一台皮卡车引路,几名新闻记者在车头上架了长枪短炮一样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全程拍录。黑色的桑塔纳轿车随后,轿车四周扎一圈红绸带,车头佩一朵大红绸子花,亚运冠军宁梦华和姐夫坐在车里。桑塔纳后面,是县委县政府几位重要领导坐的北京吉普。吉普后面,是一辆大卡车。卡车货箱四周挂几条红色的大条幅,写着“热烈欢迎冠军回家”“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今日邵东以你为荣”等字样。货箱里,两队身着礼服的少先队鼓号手,一路演奏着《迎宾曲》《颁奖曲》《行进曲》等。车队从老火车站出发,过建设北路,左转经衡宝路,再右转上解放路。解放路两边的人行道上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大姐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她的眼眶是湿润的。大姐说,她喝过的第一瓶矿泉水,是姐夫从北京亚运赛场带回来的,瓶身有“1990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指定饮用水”的字样。
细细碎碎的日子,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过。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大姐所在自来水公司的规模逐年扩大,员工逐年增多,和大姐同一批进入自来水公司的老员工,相继得到提拔,成了公司经理或副经理。大姐一直待在最基层,做最普通最默默无闻的蓝领。
一天,已近半百年纪的大姐突然告诉我说,她是一名市人大代表了。我说,凭什么?她说,不知道,民主选举产生的。先是作为候选人由单位推出去,然后被当选为市代表。
一个偶然,我看到了大姐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表的复印件,其中推荐理由一栏,有这样的文字:她是一名最务实、最能吃苦、最有担当的基层劳动者,是邵东县第一代供水人之一,亲历县自来水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她是一名尽职的妻子,是邵东籍第十一届亚运会女子500米四人皮划艇冠军宁梦华的启蒙教练的妻子,是邵东本土第一位获得国际皮划艇裁判资质教练的妻子。她是一名尽责的晚辈,孝敬父母,孝敬公婆。她是一名优秀的基层党员,最能代表基层劳动者和最普通的老百姓。
我不清楚大姐曾经作为邵阳市人大第十二届的人大代表,收集和提交了多少有实际意义的意见和建议,也不曾见过她出席人大会的样子。我只知道,现在已经年过古稀的她,还是住在自来水公司的老家属院里。她退休后,除了安排好一日三餐就是跳舞唱歌锻炼身体再剩余的时间就全部用来瞎操心。家属院里,哪个屋里麻将声太吵,影响大家休息了,她要上门提醒;碰见哪家孩子在外面的游戏厅里,她要将其拉扯回来送交家长;公共水龙头忘关了,或者哪对小年轻吵架了,哪个又攀折院子里的花木了,这些事情,她都管。我开玩笑说,大姐您现在最能代表邵东县城的老太太,应该被选举为邵东市最热爱生活的老太太代表。
(此文获邵东市“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征文大赛二等奖)
来源:邵东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