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永雄——为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编者按：过去的十年，是艰苦创业的十年，是砥砺奋进的十年，也是矢志推动催收行业阳光化、职业化、法治化发展的十年。期间，永雄集团与湘潭大学深入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将学术研究与实务发展紧密结合，在信用风险管理与催收行业疑难法律问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在推动催收行业立法和促进催收行业自律等方面做了诸多有益尝试和探索，不仅为我国债务催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期，将为大家系统介绍永雄集团为推动催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

2015年3月，永雄集团与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办的湘潭大学小额不良欠款管理培训中心揭牌，标志着全国首家小额不良欠款管理培训中心正式落户长沙。该中心采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相结合的模式，以永雄集团海量业务为研究和教学内容，以湘潭大学法学院为主要智力和师资来源，致力于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小额不良欠款管理行业培养专业的管理人才和实务人才，推动小额不良欠款管理行业的职业化建设。

（全国首家不良资产管理培训中心落户长沙）

2015年10月，由法治湖南建设与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永雄集团承办的湖南省催收协会第一次筹备会顺利召开。湖南多家不良资产运营企业拟联合发起成立行业自律自治组织——湖南省催收协会，通过行业自律管理促进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会上，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强烈呼吁国家尽快明确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建立行业准入标准，完善法律体系来支持规范合规的催收公司有序发展。

（湖南省催收协会第一次筹备会）

2016年7月，永雄集团与湘潭大学进一步深化产学研战略合作，出资300万元支持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十三五”改革发展规划，并联合湘潭大学为永雄员工量身定制学历提升计划，制定出台系列福利政策鼓励员工通过以催收法为核心的学历提升计划实现高升专、专升本，帮助员工掌握真正谋生的本领，自愿扎根永雄为诚信事业奋斗终身。截至目前，永雄集团已累计帮助近2000名员工及员工家属完成学历提升，既为企业培养了优秀人才，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员工提供了学习成长的平台，增强了员工的职场竞争力，有力推动催收行业职业化进程。

（学历提升班学员顺利毕业）

2017年5月，由长沙永雄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9月捐赠主体变更为“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湘潭大学共建的全国首家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此后，永雄集团积极推动“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030104T）于2018年3月作为新增法学类本科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连续支持赞助学院承办五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并在每届论坛上专门设立与催收相关的分论坛，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和业内实务人士就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立法、执业权利、信息修复等痛点难点问题展开交流研讨，持续深入开展催收行业疑难法律问题研究和“三网修复、失联连通”合规路径探索，凝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共识，为推动催收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第五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第三分论坛）

同时，永雄集团相继推动成立湘潭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永雄-杜兰国际信用法律研究中心、湘潭大学信用卡法律诉讼实务创新研究实验室等学术科研平台，助推湘潭大学申报“我国催收行业监管与立法完善研究”成功入选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课题，助推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承接《中国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立法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积极参与子课题研究，编撰出版《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研究》等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论纲》《中国债务催收行业机遇、挑战及其治理》等学术论文。

（《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研究》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2018年至2022年，永雄集团还积极建议和促成全国政协委员王贵国在“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加快推动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立法的建议》《加强债务催收行业自律的若干建议》《完善债务催收行业商事登记范围的建议》《关于将催收行业纳入行政监管体系的建议》《关于加强催收行业自律的建议》等提案（内容详见附件），并委托湖南日报首席记者刘永涛向政府递交了题为《我省债务催收行业亟待立法规范》的内参文章。

（王贵国教授两会提案）

2019年3月，不良资产催收外包产业联盟会员大会暨中国信用清收协会发起人会议在长沙举行，国内60余家信用清收知名企业及高校代表齐聚湘江之滨，聚焦行业自律，并就社会和行业关注的行业立法、市场规范、服务标准及协同发展等热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并通过《湘江共识》。同时，全体参会成员决定发起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设立协会筹备组，推选永雄集团担任协会筹备组组长单位，力促信用清收行业健康、协调、高质量发展。

（中国信用请收协会（筹）发起人会议）

2019年12月，由湘潭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主办、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债务催收管理条例》（立法建议稿）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公检法司等业务指导单位、法学界专家学者、高校，以及金融、律师、债务催收行业等近100人齐聚湘江之滨，聚焦催收行业立法，回应社会热点关切。会议研讨了湘潭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主任谭曼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债务催收管理条例》（立法建议稿）。该建议稿是以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立法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催收行业实务经验，借鉴国外成熟完备的行业治理体系和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考虑行业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行业治理现状及乱象，在明确行业困境及症结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角度紧密贴合实践问题规划的催收行业立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债务催收管理条例》（立法建议稿）研讨会）

此外，永雄集团一直在积极谋划上市，以推动催收行业阳光化发展。其中，2019年赴美上市期间，永雄集团曾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招股说明书，达到纽交所挂牌上市的条件，获得中平资本等100余家专业投资机构的认可和青睐。

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贵国教授历年“两会”期间的提案

━━2018━━━

关于加快推动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立法的建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高度警惕不良资产的累积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有效处置商业银行以不良贷款为主的不良资产，化解不良资产累积风险，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经济治理中的重要议题。

作为有效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力量，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由于目前相关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备，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问题丛生，亟待治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推动我国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立法，促进催收行业的法治化、专业化、规范化和阳光化发展，以此消解不良资产累积风险，维护稳健有序的金融秩序。

一、当前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一，催收立法严重短缺，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尚无专门规范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的法律法规，现行法律如《民法》《侵权责任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针对部分非法催收行为如侮辱、胁迫、欺诈、暴力等非法催收行为作了粗略的法律规制。而对于许多游离于法律边缘或灰色空间的债务催收行为，现有法律法规尚不足以有效规制，进而衍生出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整个催收行业和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催收机构地位模糊，权利义务界定不明。目前，第三方债务催收机构的市场地位和法律地位较为模糊，尚未得到市场、社会和民众的普遍认同。且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新闻媒体的片面报道，以致不少民众将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与黑道或暴力组织等同视之，使得不少合法规范的催收机构无辜承受社会歧视。此外，因债务催收机构的市场地位及法律地位尚不明确，间接导致其正当权利难以有效行使，也影响其义务的全面履行，这既不利于催收机构的正常执业，也不利于债务人的权益保障。

第三，催收行业竞争失序，造成行业畸形发展。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从事第三方债务催收的法人单位数量已有2000-3000家，专门从事债务催收的工作人员也有30万人左右。因为目前我国缺乏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的准入标准、催收人员从业资格、催收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规定，导致整个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鱼龙混杂，竞争混乱，甚至导致不少合法规范的第三方债务催收机构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造成整个行业的畸形发展。

二、推动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专门立法的若干建议

第一，推动行业立法，引领行业发展。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之所以乱象丛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债务催收行业专门立法的短缺。针对这一现状，应当加快推动我国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的专门立法。

立法目的方面，应定位为保障债务人的权益不因非法及不当催收行为而受损，同时兼顾债权人债权的有效实现和债务催收人的执业权利，还需引导和促进债务催收行业的良性竞争和有序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立法规划方面，可以考虑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先由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关于债务催收行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再及时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专门立法。

立法模式方面，可以吸收借鉴美国“催收行为规范”及日本“催收行业规范”的立法模式，将“行业规范”与“行为规范”模式集于我国债务催收法律之中。立法细节方面，应就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的催收主体、催收客体、权利义务、行为规范、违法责任、行业监管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

第二，明确监管机构，强化行政监管。行政监管机构不明是导致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无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国家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的监管部门，因而形成监管不足和多头监管的不良局面。当务之急就是明确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的行政监管机构，使其承担规范行业竞争秩序、督查催收行为、接受民众投诉、制定行政处罚等职能。

鉴于第三方债务催收较多涉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因此可以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内设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及各省分行设立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承担相应的监管职能。如此方案较为符合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处）的基本职能，既能有效节约机构设置成本，又能和国际监管经验接轨。

第三，设立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鉴于我国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日益发展壮大，应当尽快设立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协会，以此加强催收行业的自律自治，引领催收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行业协会有权制定协会规约，就行业的准入标准、机构资质、行为准则、业务范围、自律管理等内容做出规定。行业协会可以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平台对债务催收行业进行监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方案，对信息数据来源、使用范围和安全保障等加以明确规定，禁止滥用和泄露个人隐私。

第四，强化职业培训，提升从业素养。建立科学完备的催收人员职业培训体系是推动第三方债务催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目前，我国第三方债务催收人员的职业培训主要由催收机构自行承担，而且大多存在培训时间较短，知识体系分散等问题，以致催收人员难以掌握全面系统的法律规范、金融知识及催收技术。因此，应当尽快建立科学完善的第三方债务催收的职业培训体系，系统开发催收教材，设立从业资格考试和职业认证，以此提升催收人员的执业素质，提高催收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

━━2019━━━

加强债务催收行业自律的若干建议

第一，放宽催收行业自律组织行政审批。建议民政、工商等部门适度放开催收行业协会设立的审批限制，支持有资质的行业自律机构依法登记。对于现有的中国消费信贷催收行业协会、中国不良资产催收外包联盟两大行业自律组织建议由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并进行培育、扶持和整合，探索建立政府指导的具有公信力、完整组织架构和自律职能的全国性催收行业协会，并鼓励现有催收机构加入。放开地方行业自律组织注册登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由政府发起或指导发起设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催收行业自律组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催收行业自律组织体系，从而有效遏制行业乱象。

第二，强化催收行业自律约束能力。首先，认可和支持现有的两大催收行业自律组织，培育其发展壮大，容纳更多的成员，拓宽约束范围，引导其向具备公信力、全国性、统一性的自律组织转型升级。其次，立法部门在研究催收行业立法的过程中，须充分考虑催收行业自律因素，在将来制定的催收法中加入行业自律条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支持催收行业建立行业自律组织，以此强化催收行业自律的公信力和约束能力。再次，国家应当组织相关部门研究欧美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催收行业自律的经验，引导催收行业自律协会出台符合科学的、能实际发挥约束能力的行业自律公约和规范。

第三，完善协会自治功能。通过设立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协会，并赋予其制定行业规约的权力，就行业的准入标准、机构资质、行为准则、业务范围、自律管理等内容做出规定。行业协会考虑引入评级机制，由各级金融办引导催收行业协会健全教育培训、资质认证、奖惩监督等职能，支持协会开展行业技能相关培训和考试，定期评奖评优和建立红黑名单公示制度，支持评定等级为优秀的催收机构享有更多的执业权利，实现债务催收行业的优胜劣汰。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平台对债务催收行业进行监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方案，对信息数据来源、使用范围和安全保障等加以明确规定，禁止滥用和泄露个人隐私。

第四，促进行业内部交流与合作，畅通行业发声渠道。建议由银保监会、统计局、工信等部门为催收行业协会提供技术指导，推动行业协会加强对业内从业机构数量、从业人员规模、行业增长情况、利润率、投诉率等关键数据的统计汇总，打破数据孤岛，建立数据披露与共享机制，为行业服务和行业监管打造信息基础设施；每年召开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改委、商务部、金融事务局等部门主办，催收行业协会或高校等研究机构承办或者协办的催收行业理论与实务研讨会，支持催收行业协会刊物的创刊和出版计划，健全协会统计研究职能；加强政府部门同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畅通行业协会发声渠道，引导行业协会优化内部管理架构，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维护行业良好的竞争秩序。

━━2019━━━

完善债务催收行业商事登记范围的建议

第一，明确催收行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为“信用服务行业”。催收行业从事业务不仅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征信业务，有着维护社会信用的内在职能，而且其业务范围从实践的情况看，还具有十分广泛和典型的社会信用维护价值和特征。其通过运用一套专业化的处理流程和催收作业策略，为款项回收提供专业处置服务，对失信者形成重要的约束，在防范金融信用风险、促进金融信用交易、净化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部分失信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质上应属信用服务业。

此外，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也将债务催收行业与征信、资信评级、信用保险、保理行业、信用担保、信用管理咨询等行业一同归为信用服务行业，《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行业代码为8291的收款公司和信贷局活动对应的是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7295的信用服务行业。将催收行业明确归为信用服务行业既符合催收业的本质属性，又符合文献要求和国际惯例。因此，建议明确催收行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为“信用服务行业”，推进《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更新升级频率，统一行业秩序。

第二，完善经营范围规范用语。建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泛征求债务催收机构、金融机构、各级工商登记机关的意见，针对经营范围表述用语不规范的问题，统一催收行业经营范围规范用语，提高经营范围表述用语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为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及金融机构开展委外催收业务提供标准参考。基于催收行业本质属性、核心业务流程及行业注册登记习惯等方面的考量，建议将催收行业经营范围统一为“代收代缴欠款服务”或“受债权人委托提供信用卡催收服务”等，以突出行业特征，从而提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催收行业阳光化发展。

第三，加强催收行业监管。建议国家出台配套的催收行业法律法规，使催收行业监管有法可依，让工商登记机关能遵循统一的标准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履行准入资格的审查职责，从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坚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有效防范相关部门审查标准不一、越权审查和权力寻租的现象，确保催收机构在市场准入方面获得公平对待，创造公平的竞争市场。

━━2022━━━

关于将催收行业纳入行政监管体系的建议

【案据、案由】

不良资产风险控制等已成为政府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催收行业为化解不良资产的重要力量，在增加就业岗位和政府税收、防范与化解金融信用风险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然催收行业也存在问题和潜在风险。据统计，当前催收机构有12000家之多，从业人员规模在百万以上；在行业规模不断壮大的过程中，鱼龙混杂、准入门槛较低、催收机构执业权利缺失、催收行为异化失范、竞争秩序混乱、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渐次出现。如有的投机者为抢占市场便发起恶性竞争及做出违法行为，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也使催收行业声誉受损，亦使催收机构的社会价值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恶意逃废债的借款人也趁机混水摸鱼，甚至通过反催收联盟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混淆视听，从而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因此，在行业立法空白的情形下，迫切需要通过行业监管来规范行业乱象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目前催收行业处于无人监管又多头监管的局面，即通过金融监管部门规范金融机构来实现对催收机构的间接监管。此模式的弊端已渐次显现，包括：（一）主管机关无法掌控催收机构的活动，也无法深入到催收作业层面进行监管；然恰恰是作业层面的失控，导致催收行业乱象丛生；（二）对于商业银行以外的委外催收，现行规则作用不彰，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领域的催收需求也迅速膨胀，而催收乱象就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三）间接监管模式无法使催收机构的信用服务功能与风险防范功能有效发挥。

【解决方案】

１.构建行政监管体系，明确监管主体。建议在综合平衡催收行业多方主体利益的前提下，构建严格的行政监管体系。构建行政监管体系当务之急就是先明确行政监管机构，使其承担规范行业竞争秩序、督查催收行为、接受民众投诉、制定行政处罚等职能。目前，《信用服务业分类及编码规范》已将债务催收划分为信用服务行业；同属于信用服务行业的征信业的监管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考虑到催收行业属于信用服务行业及与金融业有紧密联系，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承担相应的监管职能。这样做一方面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及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另一方面亦可有效节约机构设置成本。

２.明确行业准入标准和从业资格等监管内容。建议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和监督下，采取下述措施：（一）以合理竞争为原则，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要求催收机构具有一定的业务承载能力与整体行业素质；（二）建立催收机构持牌经营的制度；（三）严格从业人员的资质，催收员需持证上岗（如催收从业人员需经国家统一资格考试认证，经监管机构颁发相应执业证书后，方可申请从事催收业务）。

━━2022━━━

关于加强催收行业自律的建议

案由

不良资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隐忧、互联网金融安全等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有效处置不良资产，化解不良资产累积风险，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催收行业作为化解不良资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加就业岗位和政府税收、弥补救济缺失、防范与化解金融信用风险、助推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及潜力。然由于立法、监管、自律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亟需解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加强催收行业的自律机制，使之沿法治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对减少不良资产累积风险，维护稳健有序的金融秩序十分重要。

数据显示，当前催收机构数量约12000家左右，现有催收人员的规模约在百万以上，在行业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也难免存在鱼龙混杂、准入门槛较低、催收机构执业权利缺失、催收行为异化失范、竞争秩序混乱、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在此情形下，先行开展行业自治管理，能够从源头上提高催收行业的整体素质，避免不当催收行为发生，同时也能弥补立法和监管方面的不足，这既是行业发展的过渡选择，也是对行政监管的有力补充，就现阶段而言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案据

目前我国催收行业缺乏成熟的行业自律组织，虽然行业有识之士正积极探索行业自律，但收效甚微，相关部门常以催收行业没有主管机构等为由，拒绝批准行业协会的成立，其结果是使行业自律发展陷入困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强信用服务行业自律。《信用服务业分类及编码规范》将催收行业划分到信用服务业，作为信用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催收行业自律是加强信用服务行业自律的必然要求。鉴于行业日益发展壮大，建议在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及有关规定下，尽快成立催收行业协会，以此引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方案

1.鼓励支持设立催收行业协会。建议在催收行业内成立催收行业协会，通过该协会制订行业自律规则，以弥补立法与监管的缺失，解决催收行业的燃眉之急。建议民政部等相关部门适度放开行业协会设立的审批限制，鼓励和支持催收行业成立具有公信力、组织架构完整的全国性催收行业协会及地方性催收行业协会。可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性催收行业协会，待地方性行业协会运作成熟后再逐步建立全国性催收行业协会，从而有效遏制行业乱象。

2.允许协会制定行业规约，就行业的准入标准、机构资质、行为准则、自律管理等内容做出规定。具体可结合我国催收行业现状引入评级机制，逐步健全催收行业协会教育培训、资质认证、奖惩监督等职能，支持协会开展行业技能相关培训和考试，定期评奖评优和建立红黑名单公示制度，支持评定等级为优秀的催收机构享有更多的执业权利，以实现催收行业的优胜劣汰。

3.促进行业内部交流与合作。建议由银保监会、统计局、工信部等部门为行业协会提供技术指导，推动行业协会加强对行业关键数据的统计汇总，建立数据披露与共享机制，为行业服务和行业监管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加强政府部门同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畅通行业协会发声渠道，引导行业协会优化内部管理架构，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维护行业良好的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