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讲述“同怀”里的相知相通

11月9日，2024花地文学榜终评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携新作《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做客羊城。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东文学馆会场明亮的落地窗前，作者阎晶明围绕新书写作的心路历程，与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王威廉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文学对话。

此次活动为2024花地文学榜“文学大讲堂”系列活动之一，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共同主办，由广东省作家协会战略支持，为读者认识鲁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阎晶明是中国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他出版有著作《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批评的策略》《鲁迅的文化视野》《鲁迅与陈西滢》《独白与对话》等，主编有《鲁迅演讲集》《新批评文丛》、“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等。曾获华北区文艺理论评奖一等奖，《南方文坛》2021年度优秀论文奖，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称号。他的新作《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以下简称《同怀》）讲述了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陈赓、方志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交往或“神交”的故事，其独特的视角引发了人们对近些年来鲁迅研究中缺失领域的重新关注。

提到为何要取“同怀”这个名字，而不是叫“同行”，阎晶明表示，“同行”在同一个空间下同时存在出现的情况比较少，但是“同怀”指的是即使没有现实的联系，依然有共同的情怀，比如说对中国前途、中国人民、中国社会的认知与期待是一致的。因此，他在书中要突出的一个主题是“无论他们在现实里面交往多少，他们都有很多精神上、思想上的共同点。”

在现场，王威廉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完整系统性读到阎晶明的《鲁迅还在》，“这本书对鲁迅在大众层面的认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威廉表示：“恰到好处还原鲁迅日常生活状态，与此同时去展现他作为伟大文学家内心的思索，甚至他当时的困境。”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但是，我们又知道鲁迅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家，他还是思想家、革命家。”在阎晶明看来，文学作品是研究鲁迅的出发点，同时鲁迅的人生，包括他的思想、社会实践活动等，都是鲁迅研究非常重要的课题。

同样长期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吴小攀谈道，直到今天鲁迅仍没有过时，他早已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持续给人们提供力量。“《同怀》这本书在鲁迅研究中另辟蹊径，写出了新意。里面有作者自身的感受和观点，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为非专家类型读者了解鲁迅提供非常全面的指导。”

以下是速记文稿：

主持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阎晶明和威廉老师分享活动。先问一下阎主席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具体写作是什么原因触发着您写下这本书的？

阎晶明：谢谢威廉来参加我的活动，也特别感谢小攀支持今天上午的活动，感谢各位领导、嘉宾和各位读者朋友到现场。我首先要说一下我到现场的感受，因为我们广东文学馆是我们广东省作家协会新时代落成非常重要的场馆，这里展示广东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取得的成就，作家作品的阵容，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场馆。同时，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特别的展览，也是一个长期固定的展览就是“鲁迅家”，我刚才道上过来之后在文学界朋友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个展览，感慨很多，因为对这个展览我还是一直关注很久，同时也有好几次机会早就想来参观，这次得以实现这个愿望，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

同时，又有机会坐在这里在美丽的江边跟朋友们一起谈论文学，特别是关于鲁迅的话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份特殊的幸运和荣誉，非常感谢作家协会、羊城晚报社以及荔湾区政府都对我们支持系列活动，包括今天上午的分享大家都非常支持，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也很感谢。

回到这本书刚才小攀提问了，关于我写这本书的动因、想法以及最后成书的过程，我大家给大家简要地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刚才主持人讲的，其实我这些年（将近10年时间）关于鲁迅研究方面还是出了那么几本书，但是，相对而言今年在江苏黄发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这种《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鲁迅研究的著作。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但是，我们又知道鲁迅不但是一个文学家或者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对鲁迅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这个评价实际上一直到现在，我认为历代的鲁迅研究者和社会大众都是非常认可的，那就是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也就是说比较同时代的，哪怕包括历代的文人作家来说，鲁迅不但是文学家，他还是思想家、还是革命家。这样的一个鲁迅，当然我们研究他的时候就不能只是研究他的作品，当然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是研究鲁迅的出发点，但是确实鲁迅的人生，包括他的思想、社会实践活动，我觉得都是鲁迅研究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和想法，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来，鲁迅研究经过了很多次所谓的翻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鲁迅观，但是相对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鲁迅观来说，这个时代人们这样看鲁迅那个时期又那样看鲁迅是总的一个特点，确实有这个。那么，“翻转”这个词我的朋友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郜元宝教授在给我的一本书里面所提出来的，我觉得他讲得特别有道理。

实际上我们简要地说，最近这30年、20年、10年这么发展过来，最近20—30年鲁迅研究的一个翻转的趋势就是大家普遍的、集中呼吁要把鲁迅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拉下来，然后变成人间的鲁迅，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的正确，但是，随着这样一个趋势，其实有两种，一种专业的鲁迅研究，更多地研究鲁迅的作品、文学的价值。

另外一方面，在社会大众来说，为研究鲁迅的人生，他的一些趣事、爱好、嗜好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像一个段子手似的或者像一个网红人物似的，大家喜欢那样去谈论鲁迅。这些东西其实都保持了鲁迅在社会热度，大家认知度的高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实作为鲁迅研究来说，还有一个是如何塑造真正的鲁迅形象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承认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那么，我认为鲁迅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特别是他的一些和政治相关的包括，包括他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40—50年前之前，我们讨论鲁迅和政治的关系讨论得有点多了，有一点过了，抬得有一点高了，这个确实是客观存在。

那么，现在把他反过来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任何东西都它有一个辩证的关系，我觉得淡漠鲁迅跟政治的关系和政治家的关系，我直接地说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其实这个我觉得需要重新提出来的一个话题或者需要研究的课题。所以，羊城晚报他们在采访我的时候，你抓住很好的词也是我在文章里说的。其实鲁迅研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了，所有的话题都被大家都研究得非常彻底了，但是，仍然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就是说这个时期是那方面多了。

另一方面就是需要来补充，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就起这么一个作用，这是我说得大的方面。从具体来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刚才那个想法其实是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认知，但是，我没想过我能为这件事情做什么东西。一个小的点，大概在3—4年前，我有机会阅读一套书，就是《毛泽东年谱》，阅读《毛泽东年谱》这个书我倒是很愿意向现场的嘉宾和读者朋友推荐一下，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同时也是他们出版的，是一个很权威的版本，是集中很多学者的智慧，专家的智慧编成的九卷本的《毛泽东年谱》，看点非常足。

九卷本的书我很难去把它通读，但是，我在其中就发现毛泽东同志特别喜欢谈文学、谈文艺，尤其谈文学，他谈任何社会问题，哪怕是农业问题，他都喜欢到文学里面去找一些点来说他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毛泽东年谱》里有大量关于文艺的话题，我就是把这些话题全部再摘抄出来，我最后摘了600多条，4万多字，那个量是很大的。在这600多条里面我又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在谈文学、文艺的时候，鲁迅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字，毛泽东特别喜欢谈鲁迅。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文章，我们应该来做。

其实关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包括毛泽东跟鲁迅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涉及到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鲁迅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我觉得这不妨是可以作为一个大文章，而且我们前些年关于鲁迅的一些话题，其实在那个年谱里面都有回应。比如说毛泽东有人问过说：“鲁迅如果1949年之后还活着会怎么样？”其实那个年谱都有回答，会不会写作？会担任什么职务？什么状态？其实都有回答，在我看来那就是权威的、标准的、完全应该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的一些信息，实际上代表了很多权威中央文献的声音和态度。

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它转化成鲁迅研究的话题。另外，还有一个触动我要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原因，很小的一个原因。我有一段时间对方志敏狱中文稿，如何从南昌监狱传送出来到了上海然后又转到延安，以至于我们后来的人能够读到像《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这些红色的经典作品，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我准备把它梳理成一个故事把它写出来。过程当中我发现居然跟鲁迅是有关系的，因为方志敏写狱中文稿，她最后传送到上海给谁呢？其实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她有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就给交代说交给鲁迅，交给鲁迅他也不知道鲁迅家住在哪儿，他完全不知道，送到内山书店，请内山书店的老板交给鲁迅，实际上最后真实现了，鲁迅还真拿到了他的手稿，然后交给冯雪峰，然后又冯雪峰又转交到了延安。

其实也就是说由此可见，鲁迅跟这些人还是有各种联系，我后来想他跟瞿秋白、跟陈独秀、跟李大钊都有很多的关系，由此就决定我觉得可以把它成一个系列的文章这是一个具体的方面。大的方面来说，正好也就回应我刚才前面说的话题，我觉得及时对于鲁迅研究整体来说，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所以，我后来写了这一系列的文章，小攀刚才讲的我这本书讲了鲁迅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陈赓、方志敏之间的联系，促进这个主体的内容。

其他还有几篇文章，一篇谈鲁迅全集出版史上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作用。其实这个我也是在回应一个当下的一个话题，其实大家到网络上看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说虽然说鲁迅全集在台湾受限制，但是你们要知道鲁迅全集之所以，鲁迅作品能够以全集的方式能够留存下来是因为国民党有很大的关系，是国民党政府促进了全集最早的出版，就是1938年我们在鲁迅家展览里也能看到那个最早的版本，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鲁迅全集最早的那个出版与中国共产党真的很重要直接的联系的。

首先，鲁迅逝世之后延安的党中央就给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发来一份电报，电报里提出了八条要求，其中比如说要把北京大学改成鲁迅大学，要举办一个中国最高的文艺奖就叫“鲁迅文艺奖”现在广州有“鲁迅文艺奖”还有就是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给一个骂他的党和政府，党派和政府的一个作用去出这个全集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蔡元培、邵力子、胡愈之这些人，都是一些进步人士把这件事情促成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的人物，比如说像邵力子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实他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而且他最早就是共产党，后来他其实要恢复党籍的时候，是周恩同志意思说你还是国民党的身份出现，但是他骨子是一个共产党。

邵力子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不管是编辑、筹资，最后包括发行主要是他。再往后《鲁迅全集》到了1949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成立了鲁迅编辑室，等于是一个作家的编制部，就是鲁迅编辑室，而且把鲁迅研究的同仁跟鲁迅交往最为密切的冯雪峰调去做出版社的领导，其实就是负责《鲁迅全集》的出版，所以才有了1958年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版《鲁迅全集》。

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又出了一本83版，就是我们下面看到周海婴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够出版《鲁迅全集》新的作品集，毛泽东是做了批示同意，“文革”还没有结束就成立了《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结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又有了2005版，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当代文学史没有一个作家有这样的定位，他的全集是如此变成一个国家的大的一个全局性的一个工作和工程，这些东西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主体的内容。

在写的过程当中，当然我还有一些主题性的选择，我在这里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写书的过程中，书里跟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你会逐渐地发现，从现实的层面来讲鲁迅跟这些写人没有太多的交往，所以，为什么这本书为什么叫《同怀》，不叫《同行》呢？他就是说同行是在同一个空间下同时存在出现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但是《同怀》就是说即使没有现实的联系或者联系比较少，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情怀，比如说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前途的认识、判断、期待、呼吁、呐喊都是一样的，都是共同的。所以我这本书基本上就坚持一个写法，就是现实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疑惑就是疑惑，一定要讲清楚，但是在讲这个现实，不管是多少还是有无的前提下，我要突出一个主题，无论他们在现实里面交往多少，他们都有很多精神上、思想上的共同点，这是我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它是有内容，应该也是有主题的想法。

从现实的交往来说，我可以跟大家简要的分享一下，他跟这几个人的浓淡有无的程度，比如说鲁迅跟毛泽东应该确认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毛泽东曾经是去过鲁迅在北京的第一个住所鲁叫八道湾11号，但是他那个时候去访问的对象不是鲁迅是周作人，那是1920年鲁迅刚刚买到八道湾这个房子，他们家刚住好之后，周作人一家是住到里院的，鲁迅是住到外院，毛泽东他去访问周作人目的也不是讨论文学。因为毛泽东关心新农村农民的运动，周作人是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所以他是为了这个东西，这样一个想法他去找周作人想知道日本的新村运动是怎么搞法，鲁迅不是他的访问对象，而那一天周作人的日记是有记录的叫“毛泽东君来访”，鲁迅的日记那一天上午是在上课，下午是出去理发，所以也不在家，偶遇的机会也没有，这是一个说法。

鲁迅跟周恩来也是没有见过面，但其实也有见面的记，所以他们都是偶然的错过，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青年周恩来当年不是在天津的南开上学，上学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演话剧。因为他长得比较英俊，所以他是女扮男装，在舞台上演女角，他们那个剧社曾经有一次也是1920年的时候，曾经到北京来演出，鲁迅是去看戏剧的，但是，那一次正好周恩来没有来，所以他们也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后来周恩来回到南开之后，在同一年他想见鲁迅，就邀请鲁迅到南开去讲学，而且鲁迅也答应了去做一次演讲。可是那个时候正好是鲁迅刚刚买到了八道湾这个房子，他们家正在搞装修，搞装修所以鲁迅就觉得相比较而言，他还是动手能力稍微好一点，周作人更是书生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决定了由周作人替代他去南开讲学，然后他留下来搞装修，照顾生活，所以又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我们如果查到周作人日记的时候，那个时机他确实是去过南开，而且跟周恩来有过见面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跟鲁迅都没见过，而周作人倒是跟他们都见过面，后来周作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见过面的，倒是走向了反向，没见过面倒是在同道上。周作人后来变成汉奸之后是新国家成立，他就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周作人这一辈子有很多污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原因他特别需要钱，也特别爱钱。因为他子女多，家大业大再加上他夫人太太这也是跟鲁迅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他花销很大，他其实落水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后来回来以后他还要养这一大家人，所以他没有工作，他是汉奸出身，刑满释放所以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后来毛泽东还真给胡乔木做了批示就是说希望他周作人，还是有专长，所以让他做一点翻译的工作，从那以后周作人就得到一份翻译的工作，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文学翻译，他一个月的收入一开始是200元，后来涨成400元，那一会儿普通职工我估计一个县委书记就挣30元，50元最多，他一个月能挣400—500元还是非常了不起。

我想周作人之所以有这个底气，以一个汉奸的出狱者的身份能给党的两个最高领导人写信，他的底气在年轻时代，那个时候周作人毕竟还是北大的教授，著名的作家学者，而且他们都是求教于他的，所以有这个胆量和底气，这是题外话，总之鲁迅跟他们确实没有见过面，但是鲁迅跟周恩来跟毛泽东其实在很多方面的观点、看法和想法都是一致。

鲁迅跟陈独秀见面了，其实是一个疑惑性的首发，有没有见面过，其实也是有疑惑的。现在学者探讨就是说从陈独秀和鲁迅的文字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见面的表述，但是在同一个空间下出现的可能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孙瑜人民大学的教授他在四川写过一本《鲁迅与陈独秀》这么一本书，他在书倾向应该没有见过面，至少没有文字留下来是见过面，但是他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这是毫无问题的。因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很多杂文都是发表在新青年上，而且陈独秀是热切地希望能够越多越多发表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的作品。

鲁迅跟李大钊肯定是见过面，因为我们知道李大钊的全集，在他逝世之后若干年出版的时候叫作的《全集》，周作人促那个是周作人促成的，因为周作人跟李大钊私交很好。因为他们在北京，李大钊的夫人找到了周作人，周作人就找了几个朋友共同促成要出版《全集》把李大钊的问集起来出版，实际上也是为了补贴李大钊家属的这些生活，因为他子女很多，他的夫人又是不识字的人没有工作。

后来就说要找一个写序，是周作人推荐一定要找鲁迅，后来鲁迅很爽快在上海答应了序，续里面其中有一重要的话，叫作守常先生李大钊我是认识的，而且后面一句话是那是独秀先生，陈独秀召集新青年开会的时候。当然是否证明鲁迅跟陈独秀见过面这也不好说，后来周作人是否认这一点，也有人说召集会议不一定来，就跟胡泉社长可以召集我们这个会，但是，他今天上午有别的事他有可能没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也是有可能。

鲁迅跟陈赓肯定是见过面的，但是，很蹊跷的事，鲁迅跟陈赓见面，鲁迅都不一定知道这人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这是一个红军的将领，因为这涉及到鲁迅的安全，也更涉及陈赓以及红军、共产党这边的秘密。后来我这个书写这篇文章，其实这是个谜团，这个谜团里面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说，鲁迅跟陈赓到底见过一次面还是两次面有争议的，这个争议就是说冯雪峰肯定是陪同见一次。

后来罗思义也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个著名的编制家，他后来通过一张地图的图片，我也陪同过陈赓，我还说陪同是什么人？他认为他都不知道那个名字，后来是过了多少年，他才发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看到这个纸片，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我才知道我陪的居然是陈赓，后来冯雪峰就不干了，怎么是你陪的，那是我陪有你什么事，两个人因为这个引起很大的争议，当然冯雪峰是鲁迅的同仁又党的高级干部又走长征的，而且人家1951年《回忆鲁迅》这本书里面，就已经讲到了陪陈赓去看鲁迅这个事，你罗思义你怎么能讲这个，但是，这张纸片就是画的大别山区根据地的纸片冯雪峰是从来没提过了，而罗思义在1936年鲁迅去世同一年，他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了一篇关于纪念鲁迅的文章，就讲到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红军的事业、革命事业非常关心，专门把他们叫到家里听讲述，有一些他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还让对方用绘图的方式给他画出来，他去认真观察和聆听，这是一个铁证了。

现在一次说还是两次说有时候变得很疑惑，但是，我在这里强调就是说，从罗思义这个描述，如果说存在的话，罗思义从的表述就得到，带的人都不知道人是谁，只知道是高级将领，但是来了以后鲁迅应该不知道，为了双方的安全，所以很奇特的。鲁迅跟方志敏关系就更淡了，他应该都不知道方志敏这个人（我认为），但是方志敏是知道鲁迅，因为他是文学爱好者也是文青，他对文学非常崇尚，这里面不能细说了。总之他跟这些人的交往都是有书、有密，有的时候是有，有的是无，当然鲁迅跟瞿秋白是关系最密切的，那是唯一称之为知己的人就是瞿秋白。

所以，我在这里面所有这些描述都是想说明，其实鲁迅跟他们或有或无或淡或浓的这种往来这个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在很多方面作为一个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很多也是文学青年同时也是文学家，毛泽东、方志敏、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写文章的，瞿秋白更是了。

对于更大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共同处，而且他们共同一点就是都非常敬仰鲁迅、阅读鲁迅，对鲁迅非常熟悉，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讲的主题叫《同怀》我已经说了很多，这就是这本书主要的来历和我的想法。谢谢。

吴小攀（主持人）：谢谢阎主席，因为他已经把很多问题给解答掉了，我就不用再提问了那让他休息一下。威廉兄今天来了，我听说您很认真地把这本书阅读了，而且不止一遍、二遍，阅读好多遍，我想问一下您，这本书给你最大的印象是哪一部分，给您怎么样的感觉和感受。

王威廉：我相信刚才阎老师的发言大家的感受跟我一样，特别精彩。我在谈这本书之前，我谈谈阎这几年来对于鲁迅研究整体的印象，当然这个话题有一点大，但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我第一次完整系统性读到阎老师写《鲁迅还在》那本书，因为跟语境有关，差不多20年前林贤冶写过《人间鲁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符合的。

那个时候大众文化还没有这么兴起，包括网络时代也没有这么普及，所以，那本书鲁迅在大众层面大家的认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经过这么多年信息社会的出现，各种信息了超载对于鲁迅漫画的描述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读到《鲁迅还在》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佩服。当时就写过一篇评论，他还原了一个特别相对确定性的鲁迅的形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完全是用资料来说话，但写得非常精彩恰到好处还原一个鲁迅日常生活的状态，与此同时去展现他作为伟大文学家内心的思索，甚至他的困境，当时读了也很感动。

后来阎老师又写了对于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本思考的研究，我们知道《野草》跟广州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鲁迅当时在广州居住的时候，在广州定稿的《野草》，所以在今天谈这个也很有意思。当时跟阎老师做过一次分享（在深圳的时候）。那个让我进一步理解了，鲁迅的创作当中很多意象的使用，让我理解了一种文学的发生学，这个很重要的

之前比如说读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的意象，我觉得鲁迅想象力为什么那么天马行空，后来经过阎老师很多的考证就发现那些其实都是他日常生活的物品物件，都是他生活环境当中的，被鲁迅在写作中整体倒塌的思想中、文本当中，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阎老师后来又为广大青少年写了一本书叫《这样的鲁迅》那本书我也是认真看了，写得非常好，因为他是面对广大青少年，所以他必须提取鲁迅身上最生动的那些故事来写，可读性非常强，又很有深度，所以那本书出版社拿到之后，包括出版之后非常受欢迎，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出版社要出版整个面向中国文学史一大套这样的某某某的书，让鲁迅变成了一个模板，要让我写这样的李白和陶渊明以及这样的鲁迅为模版来写，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些年，阎老师在鲁迅研究上所花的精力、深度确实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之前就听阎老师说，他又写一个新的系列，阎老师当时对我保密，他说这个主题现暂且对你保密，最后拿出来之后我一看就是非常震惊，一个很大的主题是鲁迅中国共产党，我们想想这是最大的主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写得非常精彩。刚才阎老师把主要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

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认为这个书它书写不像一个枯燥、考据型的这种学术著作，他还是一本书雅俗共赏这样一本著作，他用史料来说话，他的写法是一种特别文学、艺术的说法，因为我本人就是写小说的，所以，我在读《同怀》的时候，阎老师身上特别强悍小说叙事的能力，他把这种小说叙事的能力运用学术的研究当中，这是让我特别精彩的地方。

刚才大家也听阎老师说的内容，比如说鲁迅跟毛泽东、周恩来没有见过面，跟陈独秀有没有见过面，这些都是他做过详细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那么，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这个乐趣就在于，像我们读一个悬疑小说一样有没有见过面，在这个过程中阎老师他不是说直接给出一个答案，他是用自己的一个判断力来驾驭来吸取到大量的材料。

在这里我要说一个题外话，也是上次阎主席来广州，也是陪着他去参观鲁迅纪念馆，我就问：“平时怎么做学问，怎么来积累材料。”那次是亲眼所见，很多材料他就是见到了马上就要收集，马上就要转换到自己的数据库里面，所以在他的脑海中，包括在他的家中、办公室里，我想应该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关于鲁迅所有他能找到所有资料里面都在，形成的一个网络型的结构。

在这个网络结构当中，他来驾驭这种重大题材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举重若轻，所以我在读的时候一直在想他有没有见过面，这里面有很多小说的模式，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些是确定性，有一个确定结尾、结局他见过面或者没见过面，还有一些开放式的结局跟陈独秀有没有见过面，那是开放式结局，包括跟陈赓见一次面还是两次面，其实也是开放式结局。

阎老师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事情，包括跟陈赓的见面如果是两次的话，在时间上、季节上好像又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一些矛盾冲突的东西，所以两次基于说好像也是不能说是100%能够确认，所以，这个就导致了有很多的谜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享受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对我来说首先是这样，智力上的愉悦。

我们还可以这样去做学问，还可以这样去阅读学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同怀》这本书我是非常郑重向大家推荐。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散文著作，甚至带有一定悬疑叙事的琐闻著作，所以是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再回到更深层的考量上，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启发，鲁迅比我们想象确实更加伟大，我们原来都知道鲁迅已经是非常伟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鲁迅跟我们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早期领导人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在当时那个灰暗不明的时刻，因为谁也不知道当时的状况，当时尤其是共产党的力量是属于削弱的一方，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他们站在这样牢固精神的同盟的战线上。

尤其是共产党人对于鲁迅的阅读是那么的深入、那么的喜爱，这让我非常感动的，让我的感动尤其是有两个人我特别感动，一个是跟瞿秋白的关系，阎老师写得非常生动，鲁迅跟瞿秋白两个还没有见面的时候，两个就已经互相为知己，而且瞿秋白因为他更懂俄语，他指出了鲁迅通过日文转译俄国文学的一些错漏，鲁迅完全不生气，反而非常高兴。

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种非常强烈共鸣感，到了后期瞿秋白几乎成了鲁迅的家人，一旦有什么危险，瞿秋白就会住到鲁迅家里，给我们的印象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前些年我读过一些学者的著作，把鲁迅描写成一个特别刻薄的人，跟谁都骂那个意思，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能想象，如果是这样刻薄的人能跟瞿秋白这样的人同吃同住，包括和妻子以及他整个家庭都能容纳进来，同吃同住那么多天，而且还保持良好的友谊。因为很多人是距离产生美，在一定距离之外可能大家的关系处得挺好，比如说同吃同住一段时间后来引发一些友谊的破裂，这个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个是非常感动我的，他们的这种知己知彼的程度，特别感动，让我想到人活在世上对于这样一份知己知彼的渴求眷念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再一个感动就是在鲁迅和方志敏故事里，我也非常感动，因为鲁迅都不知道方志敏是谁，这个感动我的特点是什么？方志敏他完全可以把这个稿子交给他的地下党的下线或者接头人应该都是可以的，但是他就选择教过鲁迅先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他只是读过他的文字，并不知道他的人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虽然说文如其人，但是，很有可能文章跟人格之间是有一些缝隙、一些距离的，但是方志敏就是如此信赖鲁迅先生，我觉得这种信赖就是基于对文学的阅读，抵达了灵魂深处之后形成的，所以这个让我意识到一个现象，鲁迅对于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影响，因为我本人学的是现当代文学，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文学史的影响，而是鲁迅深刻参与到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化史建构当中，这个非常记录到这个层面上，包括尤其是到了后面，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毛泽东更是把鲁迅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这种位置的得来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是一种必然，就是因为早在这样的早期的阶段，阅读的阶段已经形成思想的冲击力一直都在，所以鲁迅其实放在一个当代孔子的定位上，这也是毛泽东亲口角度说的。我们这样来理解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中国文明一贯不是没有一个很强所谓宗教传统，我们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比如他是靠一些宗教来治理国家，我们中国古典及几千年的文明，孔孟、儒家文化来形成一种国家性的文化，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鲁迅先生确实可以称之为这样一种“圣人”。因为我们在现代性当中，我们不可能像古代一样把人物神圣化或者迷信化，但是鲁迅这种思想，他的人格魅力，他会渗透到，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当中，这种根基当中，这套文化系统至今会影响我们，我们会生活文化的溶液里面，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对于见面的这个事情，让我产生了很多哲学性的思考，阎老师确实把见面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哲学问题上面，见面很重要。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此刻，除了现场听众之外我们是面对面，还有很多摄像机对着我，还有线上的观众看着我们，这是一种见面，他们看到了我们，我们并且看不到他们，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跟有一些人，我们是认识，我们通过视频会议，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对方，但是我们好像现在不承认那叫见面，见面一定要线下的、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见，哪怕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在一个物理空间里面只要见过面，你就会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它是完全嵌入了今天生存哲学里面非常核心的问题，人见面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视频的见面不能代表线下的见面，包括以后未来的世界里，有远距离传输影像，现在科幻电影里都有演，阎老师从北京过来这么辛苦，影像就传过来了给我们讲座，我们到底跟阎老师见还是没见面，感觉既见了面又没有见面的状态。但是，还有代替不了物理的实打实的见面，这就是我们读出来的哲学，见面不见面确实不一样，包括刚才阎老师说道了，周作人他跟周恩来、跟毛泽东就是见过面，所以他有底气有一种亲切感的，所以这种物理层面的见面他所获得那种信息量他是远远超过你视频或者哪怕信息传输所带来的那种东西，这里面就意味着我们对于生命的看法，生命的这种独一无二性，比如说我们这种视频实际上复制我们的影像，但是，作为你的肉身本身你是真正无法复制的，面对面的这种见面，他反而就是对于生命的确认，我们不是有一个俗话叫“确认过眼神”你在物理空间中哪怕见了一面，确认过眼神，这一方面就非常重要，他会整个改变你对另外一个人所有的看法，包括他对文学、文字所有看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也不是说物理见面就一定会决定所有的事情，鲁迅先生他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形象渗透到所有的阅读过他的读者的心中，这是另外的一种见面，要提升一个物理学见面之外的文学见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对文学确实有一些相对边缘化不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很多都不像鲁迅时代了就是文学那么重要，但是文学还是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你哪怕看视频、比如说你刷短视频阎老师视频讲课，但是面对面见到他也不能代替我们在阅读他作品的时候那个阎老师的形象，阎老师的形象会渗透到他的文字当中，文字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另外一种精神的肖像，这个很重要，鲁迅他那种精神肖像就是可以储存在方志敏的心中，没有见过他面这些共产党人心中，给他们留下那么大的精神冲击力。所以阎老师那本书的名字就叫《鲁迅还在》，他为什么还在，就是通过他的精神肖像一代代传递下去，这就是物理见面到精神肖像的见面，这是我想到的哲学思考。

吴小攀（主持人）：谢谢威廉兄。我们把话筒又转到阎主席身上。您写的这本书您觉得为什么鲁迅跟中国共产党人会有这么强烈的互相的吸引力，他们的共同点到底在哪里？

另外一个问题鲁迅后来有人说他是从进化论者变成了阶级论者，您对这个又是怎么看的他们跟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到底有没有这么深，您觉得呢？

阎晶明：这个话题也是很大，我就简要地谈一点稍微能在这个现场能够表述清楚的比较简要的想法。

我认为我们现在讲文学史是按文学史的套路讲，其实社会背景非常被简略化了，讲文化史又是按照文化史来讲，讲革命史、党史又按武装斗争、武装革命这个路径来讲，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有经济生活、有文化生活、有艺术生活、有其他各种娱乐生活，其实他们在社会潮流、文化思潮，包括时尚其实有一个共同性，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色彩。

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强化，其实这些人他不是说各干各的，写小说得在写小说，打仗的在打仗，生产的在生产，其实他们互相都是有关联的，这种关联无论是我们搞红色题材、创作也罢、研究也罢，还是我们做纯文学研究，还是我们讨论社会发展问题，其实都应该把他们互相关联起来。而鲁迅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我认为就是一个共处在同样的时空，尤其是一个时代条件之下，又承担着共同责任，比如说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中国发展前景，民族危难、交流紧迫的这种感觉，在这点上他们的共同性非常重要，所以我跟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我们是好朋友，我跟他讲其实觉醒年代之所以引起那么大反响，尤其是在当代年轻人中多少有一点意外，但是又不意外，就是我们过去很多作品讲历史的时候都是单向地讲，你讲你的文学，我讲我的革命，是两体的。但是觉醒年代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他把这些人同处在一个空间下，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等，不管政界、文化、思想、包括学术观点、对文学的看法是否一致，但是你们都可以在一起探讨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前途，在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再翻译成一个政治的话语，也就是说如果以前的作品都是讲开天辟地建党的过程，那么觉醒年代不但写了建党，而且写了建党思想，而这个建党思想实际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些文化人，包括像周作人这样的，当然鲁迅、胡适这些人起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把这个故事能够讲清楚其实他才能够有社会的吸引力，大家才知道那个时期的人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他们的分歧点在哪，他才能感觉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他必须有这个点。这个就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的时代发展到了今天非常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知，所以以至于我们我要把其他的政治史、革命史，你感觉是教科书的很枯燥，文学史又写得很单薄很窄，实际上他们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性，比如说“五四”就是一个新文化运动。

往具体说这个新文化运动主要的抓手就是新闻学，主要是从文学革命开始，但是你不能把“五四”只作为文学的革命，往大里说这个新文化目标是什么，它只是要把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吗？绝对不是，它是有科学、民主、新的现代思想要进入，所以这里就产生很多中国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各种观念在那个时代共同存在，每个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鲁迅在这样过程当中他跟这些人精神上的互动就是我所关注的东西。

我再简要说一点，其实这些人物，比如说我们以毛泽东为例子，他在很多社会问题的认识上是跟鲁迅是一致的，或者他对鲁迅是非常认同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从鲁迅得到启发的，他是一个特别熟悉鲁迅作品的人，虽然他们在现实里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对鲁迅的文字、文章、作品都是非常熟悉的。他熟悉到什么程度我举两个非常小的例子，一个是跟广州有关，就是毛泽东特别喜欢谈鲁迅，讲到国际形势的时候说现在我们中国相对咱们是封闭的，外面西方世界，包括香港那个时候还是殖民地，对我们形成一个包围，但是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我们总要战胜他的，鲁迅当年在广州的时候他说他在古小说《钩沉》里就讲过：我在广州天气很热，蚊子、苍蝇包围我，但是鲁迅在这里表达了很乐观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能够把鲁迅在一个关于古代作品集的一个序言里面的话他基本上可以复述出来，非常了不起。

然后1975年他要做白内障手术，请了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的一个专家叫唐由之给他做这个手术，昨晚这个手术以后在中南海游泳池的边上他在休息室然后双眼都用纱布蒙起来的，但是休息等这个结果的过程中他让工作人员拿过一张纸和普在上面抄了一首鲁迅的七言绝句，抄了四句话，就是忙写，在纸的四个角上分别写了七个字。他把这张纸送给做手术的大夫，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专家叫唐由之，而这首诗是鲁迅写的《悼杨铨》（音译）（金子旁的+全），就是悼念杨杏佛被杀害当天写的诗，其中有一句话叫“花开花落时，由之”。就是因为叫由知，他就鲁迅有这么一首诗，他是在完全是蒙着双眼的情况上把着这首诗送给他。光这个联想作为那样一个极致状态下他做出来，你说他对鲁迅作品的认知程度，而且他对《孔乙己》《祥林嫂》这些随便拿起来就说，而且他的解读虽然是政治化不是文学史家，但是都非常有效且有用，也非常能够说明他要说的那个问题。

我这个书里也讲到了在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候讲到鲁迅的那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实鲁迅这个诗写出来已经好几年了，没有什么传播度，但是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知道了，1943年解放日报一发表全国人民都知道鲁迅最伟大的诗句就是这句诗。毛泽东就是说千夫就是敌人，孺子就是人民。你们要像鲁迅一样既有爱，也要有憎，要敢恨敢爱。

后来山东文协，相当于今天的山东作协，就跟延安总学委发了一封电报还是写了一封信就是说：讲话我们学了，特别受鼓舞，但是我们想提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主席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千夫就是敌人，孺子是人民，可能我们查千夫这句话出处是《左传》还是《尚书》，说这句话出处叫作“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就是说你一个人千万不要干坏事，你要干坏事，那你就被千夫所指，如果你被人民唾弃的话那你没有病也得死，你就活不了，如果按照这个人理解的话，千夫应该是人民才对，怎么是敌人呢？他说但是这样不影响我们理解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们就想问我们怎么理解才对，总学委就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在上面做了批评说：鲁迅是在文字上借用了千夫这个词，但是他所指的改变敌人，你们的理解是片面的。一下子就怼回去了，那现在回想只有按照毛泽东的理解这句诗是成立的，如果千也是人民，孺子也是人民那不打仗了嘛？而且前后就不叫诗，有和无，大和小，这是基本的对校，所以敌人和人民对校，这个理解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后来我们就是按照来理解，我指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信手拈来，而且他有他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非常了不起，这些东西其实都变成了他思想当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你不要用哪些概念去套他，他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的勾连，我是指这个意思，谢谢。

吴小攀（主持人）：时间也差不多，我觉得写这样一本书也不容易，因为很多鲁迅的东西都已经被研究得太透了，所以阎主席写这本书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没底，我就想这里面怎么谈出新意来，而且你不能露出任何的破绽，因为现在大家对鲁迅研究太透了，但是我看了以后我是觉得他这本书其实最大的意义是对我们一般的读者或者我们非鲁迅专家有很大的意义。

阎晶明：你是专家了，你不是刚出版过我是鲁迅我在广州。

吴小攀（主持人）：大家实际上对一般的我们的非专家的角度来看是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为它很全，而且他有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他也讲到了一些开放式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办法闭合，他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所以在里面是如果你按照这本书去读你可以理解很多东西。我想要讲就是说鲁迅实际上他曾经自己讲说希望我的文字是束朽的，就是永垂不朽的，大家也不要再去看了。但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谈鲁迅，因为我觉得鲁迅一直是没有过时的，他实际上是超越他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的人还要找他要知研、借知研、找力量。那怎么去找？一个就是刚才讲的阅读阎主席的书，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另外一个就是读鲁迅的原著，要去读他的原文，一定要回到他当时的情景中去理解鲁迅，这才是真正地能够走进鲁迅的唯一的路径，现在我们也许以前有所偏差，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了，因为这也是鲁迅的孙子周令飞一直很强调的一个东西，所以觉得今天的话题给我们这么一个启示。谢谢大家，谢谢阎主席，谢谢威廉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