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13年手术量称冠全国，广东稳担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排头兵”|器官移植|肾移植|肝移植|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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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自备受瞩目的“广州宣言”发布17年来，中国器官捐献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亚洲首位，广东更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医疗改革的“先行军”与“排头兵”，发明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建立起比较成熟、规范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体系，形成了七家OPO和21家移植医院的蓬勃发展局面，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COTRS系统、COTRS科学委员会、国家人体组织/器官移植和医疗大数据中心等相继落户广州。广东，将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未来建设发展的“热时代”中，承担更重大责任，造福人类，挽救更多终末期疾病患者生命。

2023年11月30日-12月1日，“2023’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暨广东省医学会第十九次器官移植学学术会议”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胜利召开。

本次会议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应急司、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广东省红十字会等单位的指导下，由广东省医学会、广东省器官医学与技术学会主办，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质量控制中心承办。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医疗监督处处长高新强，广东省医学会会长、原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张发滨，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肖海鹏，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薛武军，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何晓顺等领导先后致辞；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中国工程院院董家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骏等六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报告，同期还举办了肝移植、肾移植、心肺移植和器官捐献等分论坛，以及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器官移植健康科普专项基金工作研讨会和四场临床应用的专题会，颁发了年度“器官移植终身成就奖”，致敬行业表率，弘扬先进事迹。出席会议的还有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国际司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王立基，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蒲苗，广东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陶中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体组织器官移植与医学大数据中心主任王海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伟林、副院长陈静瑜，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忠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院长助理陈知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Björn Nashan，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肝移植科主任傅志仁等全国各地移植领域的政府部门及机构负责人和业界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会、青委会以及重症医学领域的业界精英们齐聚一堂，共襄盛举，全面展示科研前沿成果，分享临床经验，拓展学术应用未来，展望行业发展方向，共同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迈入健康、可持续发展新时代。

建设完善器官捐献与移植“四大体系”，突显“中国力量”

大会主席、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何晓顺代表会议主办与承办方致欢迎辞。何晓顺教授指出，2006年的“广州宣言”，拉开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序幕，17年来，中国器官移植人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已为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际伦理学准则，又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无论是器官捐献的规模还是器官移植技术水平，都迈入了国际移植大家庭的先进行列，为千千万万终末期疾病患者挽救了生命。我国学者拥有国际领先的移植技术，随着《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的实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将垒起更坚实的政治保障与法律基础，我们器官移植人将构造起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中国器官移植走向世界，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薛武军也在致辞中介绍说，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逐步构建了符合国家法律、政策和伦理标准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代表着世界移植技术的领先水平。各种相关政策和规范标准的相继出台，为未来器官移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而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未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继续巩固取得的成果，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监管层面，以及行业规范等技术层面，建设与完善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四大体系”，全力打造世界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中国力量”。

“敢为天下先”，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广东将继续勇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排头兵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肖海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器官移植和捐献的第二大国，而广东省的器官捐献数量约占了全国总量的1/4，连续13年位位居全国第一，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备受世界瞩目。

何晓顺教授也介绍说，广东省目前已建立了比较成熟、规范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体系，形成了当前七家OPO和21家移植医院的蓬勃发展局面，以中山一院为代表，为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体系的成熟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发明了无缺血器官移植等创新引领技术，儿童肾移植、胰肾联合移植、心脏移植、肺脏移植以及心肺联合移植等也处于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

广东省医学会会长、原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也指出，器官移植是医学领域最前沿的学科，器官捐献和移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发展水平。在广东，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发展与该地区经济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相得益彰。希望广东能够向全国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顶级专家学习，相信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在本次大会上能够取得突破。

对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张发滨也介绍说，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在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方面，广东省开业界先河，多年来成就显著，特别是以无缺血器官移植为代表的创新移植技术，更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归功于政策引导和业界专家的不断创新，更离不开广东器官移植人的不懈努力。《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我国器官与移植工作注入新的动力；广东省卫健委也着实贯彻落实该条例精神，进一步加强器官捐献的宣传引导，提升器官移植的质量和能力，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国家器官移植事业贡献新力量。

展望未来，肖海鹏表示，“我们应该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继续发扬孙中山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发挥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表率作用，锚定世界器官科学前沿阵地，全面贯彻行业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期待更多人拥护、支持器官自愿捐献事业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医疗监督处处长高新强，尽管我国捐献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捐献率与需求量仍有一定差距，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继续推动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希望未来实现捐献器官数量的突破，让器官移植技术为人类群众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肝胆胰外科学科带头人、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王伟林，因为供体严重不足，我国平均四十位肝移植病人，才只有一位能获得移植的机会。

对此，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器官捐献改革是一次 “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重大改革。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这场改革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得到国际移植社会的广泛认可。2023年10月20号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其中，“捐献”二字比千金还重，代表了我国16年来器官捐献移植的改革，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器官捐献和移植改革的重视。

据黄洁夫介绍，“截止目前，我国已完成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万9千余例，捐献大器官超过15万个。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世界第二位、亚洲首位，造福了众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

黄洁夫也不无遗憾地指出：“虽然中国器官移植与捐献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器官捐献率较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对此，王伟林也向记者透露，因为供体严重不足，我国平均四十位肝移植病人，才只有一位能获得移植的机会。黄部长和王院长都指出，器官移植应该以器官自愿捐献为导向，器官移植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器官捐献，希望未来能够将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从目前的2左右提高至10，以缓解器官短缺问题，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拯救更多生命。

特别关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正式实施，将推动行业迈入新时代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新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备受与会各界关注。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医疗监督处处长高新强表示，广东省是器官捐献与移植医疗改革的先行军和排头兵，其发展是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服务能力、器官移植技术水平和质量取得了显著提升与突破。《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的通过，为器官移植和捐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将进一步完善建成形成了科学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移植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从2007年到2023年，时隔16年的首次修订，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改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人体器官捐献的重视，为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忠华也深有感触地说，新加上的“捐献”两字，每字都重于千金；而该条例的正式实施，为器官捐献与移植这“阳光事业”，“在阳光底下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何晓顺教授也表示，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关乎国家的形象，关乎人民的福祉，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的实施，将对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将成为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里程碑。“随着国家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出台，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政策的规范，我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就此步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我们将继续葆有‘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坚持改革与创新，以深化规范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技术创新推进事业发展，助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行稳致远，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推动我国器官移植迈入国际舞台中央！”

会场直击：主旨演讲百家争鸣，精彩纷呈

当天的会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董家鸿、马骏，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何晓顺等六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就业界关注的各热点问题做了主旨演讲，无私分享临床经验，展示最新科研成果和未来应用，探讨行业痛点、难点与发展方向，内容丰富，精纷纷呈。

董家鸿：以临床驱动型研究为导向，提升医学创新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在会议中作了《以临床驱动型研究为导向，提升医学创新能力》的主旨报告，呼吁急需改变当前的生物医药研究方向与模式。董家鸿分析道，过去的科研目标主要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但随着社会整体环境的不断改变，应该将科学研究目标从“为科学研究”转变为“为社会研究”。临床是“问题”的来源，董家鸿院士倡导与践行临床问题驱动型研究，即通过深入临床实践，发现、研究和解决那些尚未满足的社会健康需求以及尚未解决的医学科技问题。为此，培养具有多种科学素养的复合型医学创新人才，建立以临床医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对于推动我国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高新强：以人民需求为导向，推动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高质量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医疗监督处处长高新强在主旨报告中汇报了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包括法治体系持续健全完善、人体捐献体系不断健全、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不断完善、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不断发展、人体器官移植质量控制体系不断规范。同时，高处长也指出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包括全国各国面临器官数量短缺、器官获取与分配不平衡等问题。他表示，要切实做好新条例的宣贯工作，不断健全器官捐献体系，推动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的法制化、规范化，进一步促进中国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不断发展。

薛武军：全社会通力合作，开启中国器官捐献新征程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薛武军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即器官短缺非常严重。为切实解决器官来源瓶颈，助力推动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工作体系，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政府的法律与政策支持、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大力推动，各基层组织的深入宣传，医院机制的高效保障，更需要不断提高OPO的基础体系建设与工作实践。他强调，只有坚持OPO建设学科化，促进器官捐献专业化，实现器官移植学科的体系化，才能不断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

何晓顺：从“冷移植”到“热移植”，器官移植迈进新时代

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何晓顺围绕“器官医学的理念与实践”做了精彩报告。为解决器官移植中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何教授带领团队研发了全球首台多器官维护系统Life-X100，能长时间维持离体器官的功能与活力，开创了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的新纪元，使器官移植从“冷移植”进入“热移植”新时代，显著降低了移植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改善了患者的预后，减少了免疫排斥反应的风险。何教授基于离体器官的体外养护理念，提出了“器官医学”理念，可在八大领域展开应用，包括活器官教学、隔离治疗、无缺血移植技术、离体器官功能研究平台、疾病器官药筛平台、器官支持、器官抢救、器官捐献等，这一前瞻性理念积极推动了以器官为单位的医学研究与治疗相关研究，为未来医学领域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马骏：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第一资源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骏受邀作“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科研创新：如何在项目中培养青年人才”的主旨报告，分享其所带领的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鼻咽癌诊疗团队如何破除制约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及系列高水平研究平台为支撑，在大项目、大团队中培养青年人才临床科研思维，激励团队锐意进取，实现高质量科研产出，实现了由“美国方案”向“中国方案”的成功跨越，推动学科持续创新与发展，为患者解决临床难题。马院士特别提出，“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强调临床研究对医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成功实现，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在鼻咽癌领域的国际声誉提升作出了显著贡献。

郑树森：肿瘤生物学特性已成肝癌肝移植评估的关键因素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在会议报告中介绍了在肝癌肝移植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郑院士指出，肝癌肝移植评估标准正在不断拓展，其中肿瘤生物学特性成为评估的关键因素，并介绍了其团队开发的新的“杭州标准”。郑院士分享了他的相关经验，通过阻断下腔静脉、采用“no touch”原则等手段来减少手术中的出血并降低转移风险，通过靶向联合治疗实现肝癌肝移植降期，以及根据免疫风险和肿瘤获益决定肝移植手术前后是否进行免疫治疗等，为改善肝癌患者的肝移植治疗效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