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 我父亲在山丹培黎学校的日子

一段往事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人们带回到曾经经历过的难忘岁月。路易·艾黎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国际友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苦难岁月中，他不仅用各种方式帮助了无数的中国人，他还收养了许多中国孩子。

岁月如梭，往事如歌。今天，就让我们聆听邢丽光女士，讲述他父亲在路易·艾黎身边的故事。

从日寇的刺刀下逃生

我父亲有着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生多坎坷，少年时代苦难多。父亲1927年出生在河南孟州谷旦镇赵改村。这里地处华北平原的边缘。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地方。战乱、灾荒、疾病笼罩着这里，民众苦苦的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里一度是几个军阀势力拉锯战的地方。父亲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村里有一户人家，夫妻两人勤劳能干，妻子是织布高手。一天，她丈夫背着织好的布去镇子上出售。谁知走到半路上，有人拦住要他的布，他为了避免纠缠，开口就要了五倍的价格。这人二话不说，就出了五倍的价格。他想这人可真傻！可是，回家后才知道。他收的是军阀吴佩孚的票子，人叫老吴票，这不吴佩孚被打跑了，老吴票就没人要了。这时才发现上当了，自然很伤心。但过了几天，吴佩孚的军队又打回来了，老吴票继续使用，他这下子可高兴坏了，着实大赚了一笔。可是没几天，吴佩孚又被打跑了，老吴票又成了废纸。他的故事在村子里就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

父亲小时候，多灾多难，一岁的时候，脸上生疮，还消化不良，骨瘦如柴，体质非常差。幸亏家里是开药铺的，这才幸运地活了下来，到了四、五岁以后，身体才渐渐地好了起来，但依旧很瘦弱。

不过，这些苦难同后来他经受的生死考验相比，那就太小了。1937年，日寇占领了我们的家乡，父亲他们只要一听说鬼子出了据点，就拼命地往山里跑，即便如此，还有不少年轻人，被鬼子抓住以各种理由杀害了。稍大一点，父亲和他们的同学组织了敢死队，用自制的武器同日寇斗争。1942年秋天，日本鬼子和皇协军疯狂扫荡，父亲不幸被抓，皇协军知道我们家是开药铺的，就勒索了一笔钱，之后将父亲和他的叔叔给放了。这样一来，父亲在家里就无法再待下去了。在地下抗日组织的掩护下，他和村里不少人一同结伴，终于逃离了日寇的魔掌，辗转到了西安，踏上了求生求学的道路。

西安银川兰州，两月跋涉，抵达山丹培黎学校

父亲为什么要投奔路易·艾黎先生创办山丹培黎学校呢？这是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到西安后，父亲在亲友的介绍下，进入了“华北慈善联合会，陕西灾童教养院”。那里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他们有机会学习，同学们都是非常的刻苦认真，经历过生死的人，更加懂得安定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父亲十分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后来父亲又到了宝鸡高级职业中学，这里实行半工半读，生活和学习都稍好了一点。

抗战胜利后，大批难民返乡，宝鸡高级职业中学停办了。不久，中原大地又战火纷飞，父亲再度无路可走了。1947年，父亲与在山丹培黎学校上学的表弟李永毅取得了联系，对培黎学校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知道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学生的吃饭、穿衣、学习用品，都是由学校供给。父亲此时，已经有了半工半读的经历，他感觉到这种制度非常适合自己，就下定决心，去投奔艾黎先生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由于宝鸡离山丹，路途遥远，通讯不便，在李永毅的帮助下。不久，山丹培黎学校同意了他们的入学申请。

然而，要去山丹读书，可真不容易。他们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路途遥远;二是父亲在宝鸡的几个同学听说后也想一起去，几经周折，最后父亲和王运生、张永发三人结伴去山丹了。我想，他们或许是考虑路途遥远，一人西行，困难太多，三人同行，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吧。张永发说:他可以联系到去兰州的便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至少不用靠两条腿长途跋涉了。

不过好事多磨！便车不能一次带走他们三个人，他们只能分头出发了。1947年10月上旬，王运生、张永发先乘坐便车到兰州，父亲则于10月中旬出发。父亲没有想到，他这次乘坐便车到兰州，路上一走就是两个月。

父亲是乘坐利通汽车公司的汽车离开西安的，该车助手韩忠义是张永发的同学，一路上对父亲特别关心照顾。司机解子俊说：路上吃、住都不要父亲花钱，跟我们一起吃、住就行了。这可是不得了的人情。不料，汽车在平凉抛锚，修好后又往银川跑起。因此，从西安到兰州竟走了两个月。

兰州有了山丹培黎学校的办事处就方便多了，12月18日父亲到兰州时，王运生已经到山丹了，张永发则在兰州。10天后，培黎学校的高志斌开车到兰州拉东西，父亲和张永发就坐这个车去山丹。开车前高志斌将他的皮大衣借给父亲穿，他说：“我在驾驶室里不冷，你坐在车上只穿单衣服是不行的，乌鞘岭特别冷，会把人冻坏的，穿上吧！”挚诚的态度使父亲深受感动，没齿难忘。

这时的山丹，依旧是河西走廊的贫穷之地，培黎学校的到来，将现代工业文明带到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城。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等一批国内外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山丹培黎学校在城里建立起来：机械、发电、化工、缝纫、纺纱、测绘、运输等小组及医院；在城外则有煤矿、玻璃、陶瓷、造纸、毛纺、皮革等小组。整个山丹培黎学校的一切都在蒸蒸日上的发展中。

到了山丹培黎学校，父亲仍很担心，他害怕会有入学考试，万一考不过去就会被退回。为此，一路上父亲都在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他们到校当天就被分到了毛纺组当实习生。父亲后来才知道，学校不是统一入学，没有入学考试，实习岗位就是培校的入学测试，

为啥这样说呢？原来，在培校劳动不合格，文化课成绩再高也不行，反过来，只要劳动态度好，文化课成绩低一点也不要紧。父亲他们三人到校后，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劳动任务，三人都顺利地从实习生转为正式学生。在随后的文化课测试中，根据成绩父亲被分到了甲班，这是培黎学校文化程度最高的班级。

第一个挑战，整修一台纺毛机

父亲成为正式学生后，就被分配到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小组。此时的山丹培黎学校属于创建初期，一些国际友人捐赠了一些物资。其中有一套纺毛机。如果能把这套机械安装起来，让它正常运转就能生产出羊毛制品了，这对改善学校的经济状况，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父亲称路易·艾黎为艾校长。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们回忆过他们修理安装纺毛机的的情形。父亲说：艾校长把哈尔德工程师从玻璃组调过来，由他负责领导安装维修事宜，况新民、高振民和父亲三个去做安装工作。

这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那套纺毛机，是1840年生产的机器。虽然是100年前的产品，但对山丹培黎学校而言，仍然是非常珍贵的。

由于机器年代久远，既没有图纸，也没有说明书，安装起来非常困难，他们一边清洗机器，一边根据零件的形状，推测用途，再找出和它相配合的零件。后来，张贤伟被调来帮忙。四人分成甲、乙两班。这样，在哈尔德工程师的带领下，四个中国学生，经常忙到深夜。

他们把这次维修安装，当做一次非常难得的实践学习机会。哈尔德工程师对他们非常满意，哈尔德先生返回奥地利后，专门来信：要把他留在山丹培校的物品，分给安装组的人。后来学校又从兰州请来一些毛纺业的专业人士，计划迅速完成纺毛机的组装任务，以便早点正式生产，但终因年代久远，这台设备还是没有安装成功。不过，父亲他们四个人从中学到了大量的知识。

后来，父亲还被调到四坝滩农场，在翻砂车间、钳工车间都干过。还被推荐为《破天荒》壁报社社长。1949年9月中旬山丹解放了，9月19日，甘肃工合事务所军管会接管了山丹培黎学校。1950年5月，父亲等一批学生被分配到甘肃省合作局工作。之后父亲又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8年省里决定：省级财贸系统的6所院校合并，父亲就到了新成立的甘肃省财经学院任教。

在父亲的影集里有两张照片都是路易·艾黎先生照的。那是一个清晨，艾黎先生在培校南门外的纺毛厂，为父亲亲自照的。父亲一直随身带着这两张照片。

2018年12月27日，父亲去世了。2013年6月父亲主动、自愿将自己珍藏的“古董”全部捐献给山丹艾黎纪念馆。古玩、文物共221套，1180余件。其中，陶（瓷）器96件，玉器63件套，青铜器件31件套，国内、外古钱币949枚，其他各类文物30余件。这些文物从时间上涵盖了自元代到近代，从使用范围上涉及了上自宫廷下到平民百姓的生活用品及生产工具。捐赠的63件套玉器中包括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的三星堆玉器1套6件。这些都是父亲钟爱了一生的宝贝，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智慧和财富。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人们热衷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父亲倾其所有将全部积蓄无偿捐献。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受艾黎精神的影响和感召，是对艾黎恩师的敬仰，对母校（山丹培黎学校）的热爱，更是对艾黎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为我们今后践行和弘扬艾黎精神树立了榜样。

讲述人：邢丽光山丹培黎学校1947年入学学生邢玉珂之女

作者：王文元，笔名问远、独行陇右。知名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甘肃省作协会员，网易号家乡特色签约作者。现供职于兰州晨报，为《老王话陇史》专栏供稿。出版专著《丝路旅痕》、《虹卧陇上·甘肃桥梁》《兰州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名胜》等多部作品，参与编著《甘肃史话》、《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古城堡》、《甘肃垂范》 等十余部作品。目前，已累计发表各类稿件千万字，拍摄图片15万张，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及省市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