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陈新长：挂画|书画|艺术|名家|李白|通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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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甘肃】通渭平襄镇中林山、襄南镇顶头山和箭杆岭，有三座太白庙。李白，在不同的山巅闪耀，如同散落的星辰，无声诉说着当地人对诗仙跨越千年的倾慕，这不仅是对一位诗人的怀念，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黄河之水天上来”“直挂云帆济沧海”，那些雄浑壮阔的意象，恰似通渭人眼中奔腾不息的生命长河。他们或许不曾读过万卷诗书，却在与土地的对话中，读懂了李白诗中对自由、对理想的炙热追求。三座太白庙，便是他们将这份精神寄托具象化的见证。

清代李家店乡蒲家坪14岁中举的蒲捧阳，为太白庙撰联：与杜老共论文章，万丈光芒，落落焉，独有千古，迄今凭吊遗踪，渭北春树，江东暮云，过客苍茫感桃李；是长庚偶来尘世，十分明月，洋洋乎，相见三人，忆昔沉沦斗酒，华顶吟秋，名山寄好，一生潇洒作神仙。

与先贤对话，我应和了一联：仰阮公同慨世象，千般垒块，郁郁哉，独扬逸致，迄于瞻顾旧道，洛中素影，邺下清风，过客欷歔思俊彦；似白鹤偶落尘乡，满纸珠玑，洋洋矣，各现枢机，往昔举杯邀月，河湄浩歌，海滨泛棹，半生逍遥傲王侯。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唐的风韵或许已逐渐远去，但在通渭，那份对诗性、对文化的热爱从未褪色。它们不仅是建筑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载体，让后人在触摸历史的同时，感受文化的力量。这种执着，跨越千年，生生不息。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川威远知县李南晖告老回到故乡通渭。五年后，石峰堡事变爆发，他将官袍叠成战旗，率次子思沆、侄师沆招募壮丁助城防守，殉身时已是75岁的老人，乾隆颁旨按知府礼葬。

他的生命，正如他为关帝庙所撰联：匹马可独行，仗此生凌霄浩气，会风虎云龙，别自有千年事业；双眉常不展，悯当时满目群雄，同石牛腐鼠，那堪登一部春秋。

他把血肉之躯挺立成守护安宁的城墙。知府规格的棺椁里，躺着的不仅是太仆寺正卿，是老百姓对仁政的期盼，是百姓心中的“李爷”。城隍庙里的香火，不仅是世代的敬仰，更是通渭人世代传颂的脊梁。

那些散落于通渭民间的对联、门楣、屏风，镌刻着儒家“修身齐家”理念的文化密码。“霁月光风在怀袖，白云苍雪共襟期”，冷文炜让书画艺术从文人案头坠入人间烟火，以最柔软的笔触，书写着最坚韧的教化史诗。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一生曾在9个县任过知县的66岁的山东大汉冷文炜，赴任通渭。

冷文炜写给通渭学子的诗篇：“墨池烟暖笔花春，片纸能留万古神”，他将官衙化作书院，以诗文为政令，用“文治”替代“刑治”。

冷文炜留下的《通渭咏古》中：“残碑犹记前朝事，古墨长留后世珍。”那些被黄土掩埋的石碑会风化，那些悬挂于厅堂的字画会褪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却历久弥新。通渭人将“家有冷字不算穷”的谚语代代相传，是对文化价值的确认。

冷文炜将抽象的道德准则注入了具体的艺术形式。当百姓在《朱子家训》的书法作品中感悟持家之道，在《耕织图》的水墨晕染里体会民生艰辛，艺术便超越了视觉享受，成为道德启蒙的重要媒介。这种转化印证了文化的本质，使“道”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呼吸之间。

冷文炜重塑了通渭的精神肌理，这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生动注脚。楷书的方正教会人们恪守规则，草书的狂放启迪着突破桎梏；水墨留白处蕴含着“空纳万境”的包容智慧，浓墨重彩时彰显着“执中守正”的处世哲学。这种以柔克刚的教化，让文化如春风解冻，在浸润中构建起稳固的精神秩序。

冷文炜当年写下的“近圣书院”匾额，历经风雨依然苍劲如铁，这四个大字不仅是建筑的标识，更是通渭文化基因的编码。在临摹“学海无涯”时，指尖触碰的不是冰冷的纸张，而是两百年前文人的儒雅气息；在品鉴《墨竹图》时，眼中浮现的不仅是墨色竹影，更是儒家“君子气节”的具象表达。

1939年9月，冷文炜创办近圣书院所扩建的通渭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平襄镇举人孔宗尧在校门题写：中原自古为文物之邦，何世无材，养成枝干参天起；学校于今乃英年所会，诸生有志，切向根源实地来。

这种日复一日的笔墨浸润，将文化价值编织进生活的经纬，将抽象的文化精神编织成可触摸、可传承的生活仪式。冷文炜倡导的书画之风，经过岁月发酵，早已沉淀为通渭人的自觉，对他们而言，热爱书画不是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文化本能。

站在通渭蟾姆山岗上东望，冷文炜的身影早已融入历史的烟霞，他用笔墨书写的文化传奇，如同牛谷河水，在岁月长河中泛起层层涟漪。这涟漪里，既有“以文化人”的智慧光芒，也有“化成天下”的追求，更启示着后人：真正的治理之道不在于城墙的高度，而在于文明的厚度。

书画艺术不仅定义了通渭的文化身份，更塑造了通渭人的精神气质。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都倾注在笔墨之间。在通渭人眼中，书画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而是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语言。这种全民性的文化热爱，让通渭人觉得，即使栖身简陋，也能在书画世界里拥有一片诗意的天空。

陇原苍苍，渭水汤汤。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牛树梅考取进士。他从科举中踏浪而来，以一支如椽巨笔，在朝堂之上书写清廉为民的篇章。整饬吏治，兴修水利，兴建书院，公正严明，成为了百姓心中的“牛青天”。75岁高龄的牛树梅“以老病相辞”，从四川按察使任上回到故里通渭鸡川镇。

从宦海归来，将半生的济世情怀，凝练成《省斋全集》十二卷的墨香，让《闻善录》四卷的谆谆劝诫，化作滋养人心的甘霖。《湑叶文存》《思源录》里，每一个字迹都镌刻着岁月的厚重；《二语合编》《牛氏家言》中，每一句箴言都寄托了良苦用心。通渭的中堂上，永远洇染着牛树梅的风骨。

“真人品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得来。”“念先世灶有凝尘，床无宿火；望后人出耕绿野，入课青灯。”“今日鱼龙相杂；他年鸡凤各殊。”他将朝堂上的济世之志，成为书院里的谆谆教诲，他将朝堂的浩然正气，化作乡间的清风细雨，是对“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诺言的坚守。

放下官印，拾起锄头，却未放下济世情怀，行走在阡陌之间，他用德行教化乡民，以德为墨，以善为纸，在黄土地上书写新的治世长卷。

在榜罗镇张川村有两株倔强的“树”，78岁的刚强兄弟以铁锹为笔，在荒山野壑间书写五十余载义务植树的岁月。8万株树苗扎根黄土，将400多亩西北荒原，染成一片蓬勃的绿洲。

他们握着铁锹的双手布满老茧，却能读懂荒山对绿意的渴望；他们不曾执起画笔，却用目光将水墨丹青的神韵深深收藏。穿过刚强兄弟种植的近15亩牡丹园，走进厅堂，跟每一个通渭人家一样，满墙的字画，这不是附庸风雅的装饰，是对心灵家园浇灌的寄托。

兄弟俩虽不谙笔墨技法，却能从画中望见心中的山河，那些在植树时见过的朝露晚霞，那些在护绿路上感受过的清风明月，都在一幅幅字画里存在着。他们用植绿的坚韧守护土地，用对字画的热爱滋养心灵，这或许就是生活与艺术最动人的关系：艺术源于生活的积淀，又反哺生活，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光芒。

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在刚强兄弟的生命里悄然消融。他们用行动诠释着，生活即艺术，耕耘即修行，每一次挥锹，每一笔落墨，让粗糙的生存劳作与细腻的精神追求，在岁月的淬炼中相互涤荡，是生活最本真的倒影，是对美好最纯粹的向往。

剑影归时云墨起，乡心落处砚池香。当硝烟褪去，昔日的号角在宣纸上化作苍劲的笔触，战火凝成墨色里的山河。在鸡川镇司家川村，司俊杰这位解甲归来的老兵，用画笔丈量家国，每一道线条都铭刻着戍边的誓言，每一片晕染都流淌着对故土的深情，在水墨氤氲间，续写着永不褪色的忠诚与眷恋。

司俊杰说，人的精神被一种亢奋的诗意所眷顾，心灵的倾诉便如芦花禽羽般蓬松展开，丝丝缕缕尽托于心仪的那个物象之上。这个时候，人的心性与物性之间便有了奇遇知音般的双向融流。司家川的自然风貌和丰富的民俗，为艺术家们提供了鲜活的创作题材，他们的作品到处是烟火味道。

艺术之光，生命之焰。大卫的凝视，传递着勇气与信念，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坚守内心的理想，让生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梵高的向日葵，如燃烧的太阳，浓烈的色彩，礼赞炽热的生命。艺术，如这般神奇的魔法，将绝望化作希望，让心灵重获自由与生机。

当现实的枷锁越沉重，他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便越瑰丽。法国中世纪的修道士们，栖身于阴冷潮湿的修道院，每日与清贫、劳作和病痛相伴，正是在这样的岁月里，手抄本的艺术达到了巅峰。

敦煌的戈壁滩上，风沙曾掩埋过无数商旅的尸骨，却掩埋不了石窟中飞天的衣袂。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中原大地战火纷飞，河西走廊的居民背负着生存的重轭，却将希望凿刻在岩壁之上。画工们在幽暗洞窟，将人间疾苦熔铸成佛陀慈悲的眉眼，伎乐天飘逸的舞姿。

在西北黄土高原的褶皱里，通渭像一方被岁月焐热的砚台，将岁月的磨难研成墨汁，用世世代代的执着挥毫，书写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传奇。与萧县、浦江、高密相比，通渭的书画现象更似一场在贫瘠中绽放的精神奇迹，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对美的朝圣。

与萧县农人以泥浆为墨、在墙壁作画的质朴不同，通渭人将书画刻进了血脉深处。这里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十年九旱”的生存困境如巨石般压在肩头。皲裂的手握着毛笔，在粗麻纸上写下“耕读传家”的信念。这种近乎执拗的坚守，超越了简单的艺术爱好，成为对抗苦难的精神图腾。通渭人在书画中找到了与命运对话的方式，不是妥协，而是以笔墨为刃，在绝望中开辟出希望的天地。

浦江书画传承于山间清泉般的静谧，而通渭的书画热潮，则如黄土地上的惊雷。这里的书画市场是全国最奇特的风景：每逢集日，操着浓重方言的农民们，肩扛锄头与手捧书画同时出现在集市。当物质的困顿将生活挤压于一隅，书画却化作通渭人挣脱束缚、奔赴精神自由的通道。

高密红高粱地里的艺术带着乡土的浪漫，通渭的书画精神却更显悲壮与庄严。这里的每一幅作品，都浸透了汗水与泪水，每一笔勾勒，都是对生命的叩问。当其他地区的书画是生活的点缀，通渭的书画却是生命的必需；当他处的艺术是清风明月，通渭的书画则是赖以呼吸的空气。

这种审美救赎，赋予了通渭人的生命以超越苦难的崇高价值，也为人类在精神危机时代寻找出路，提供了一盏不灭的明灯。

在通渭，没有江南的烟雨滋养纸砚，没有富足的闲情研磨时光，唯有粗粝的现实与炽热的渴望激烈碰撞，印证着泰戈尔的诗句：“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通渭悦心国际书画村，214亩的天地间，12.9万平方米的建筑群落，承载着3万书画人炽热的创作激情，300余家商户的笔墨展示着通渭人的风貌，60余场国家级展览在此绽放光华，让通渭与全国艺术脉动同频。这里不是单纯的景区，而是通渭现象活力的升腾，家家挂画的日常，化作数亿元年交易额的市场活力；代代承传文脉的坚守，织就全国书画交流的壮阔图景。

中庸艺术馆，是鸡川镇曾任开封知府王瓒的后人所建，在书画村四楼，“名臣政要”“丹青妙手”“中兴名臣”“乡贤遗风”“明月清风”五个区域，能集中看到林则徐、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清代的书画名作。这里珍藏着三百余幅跨越明清至近现代的墨宝丹青。戴明说的遒劲、沈荃的洒脱、何焯的灵秀、徐坊的厚重，诸多名家的笔触在此汇聚。私人藏家的坚守对话文化的传承，精心呵护的历史切片，酿成了通渭大地永恒的文明醇香。

艺术的丰润，是通渭人开垦的第二故乡，它将平凡的日常淬炼成多彩的光芒。通渭人以笔为犁、以色彩为种，把苦涩的生存体验，写成一首首饱含生命力的存在之诗，让“诗意地栖居”在西北大地生根发芽。

通渭人用沾满泥土的手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用龟裂的嘴唇吟诵“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韧。“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当物质的匮乏将生活压缩到极致，人依然能够通过对美的追求，构建起独立而丰盈的精神世界。

通渭人将千年文化基因与生存困境融合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创新与传承的范本。他们证明，真正的文化生命力不在于形式的复古，而在于能否与当下的生存体验产生共鸣。

通渭现象印证着“积跬步以至千里”，通过无数个体的参与和坚持，方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技艺复制，而是精神火种的传递，每个通渭人都成为文化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在代代相续中完成文明的迭代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