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十年 郑炳林：做一名合格的敦煌学“领路人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李萍

调皮、经常挨揍、和村上年纪相仿的孩子打架、经常把老师气哭……1956年出生在陕西黄陵的郑炳林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顽童”，从没想过长大后会和“敦煌学”打起了交道。

如今的郑炳林，早已从一名普通老师，成长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敦煌学也成了他要研究一辈子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解读敦煌学让世界认识中国，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让流光百年的敦煌学在新时代历久弥新。”

研究敦煌学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刺激着国内众多的敦煌学专家，当时正在上大学郑炳林也是其中之一。

1978年2月，郑炳林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子，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他更加珍惜。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但绝对是最能吃苦的，所以学习成绩才能始终在中上水平。”

上大学期间，学校历史系有了研究、发展、建设敦煌学的想法，师资队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毕业前夕，兰大历史系的老师找郑炳林谈话，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来搞敦煌学？”

“留，当然留！”郑炳林的回答斩钉截铁。

“敦煌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我们有责任把敦煌学做大做强。”为此，如何发展好、建设好敦煌学这一学科就成为了郑炳林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图书资料对于文科来说，就相当于实验室的存在，郑炳林把目光投向了图书资料建设上。他利用各种去外地甚至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去各地学术书店“淘”书。

学科建设伊始，缺少资金让郑炳林很头疼。为了节省邮费，他在外地购买的图书基本上都是背回兰州的。“行李箱都不知道用坏几个了，但看着越来越多的图书资料，我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很快，这座“背回来的图书馆”成为一段佳话，让兰州大学不仅成为国内较早拥有各国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纸版图书的单位，也成为国内外屈指可数的信息资料中心。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资料，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兰大青年学子，为做大做强敦煌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让敦煌学成为中国气派的敦煌学

曾经的敦煌学是“冷门”学科，并没有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然而，“要做中国气派的敦煌学”成为了郑炳林坚守的理由。

“我们只有把学科水平搞上去，把平台搭建起来，才能让学科实现良性发展。”郑炳林表示。

敦煌学研究所决定搭建的第一个平台就是申请博士点。从1993年开始，时任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的郑炳林带领团队历经两次失败，终于在1998年申请到博士点。

至此，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好的平台引来了好的人才，好的人才培养出好的学生。郑炳林说，“我们敦煌学的优势就在于抓住了机遇，促使整个团队做出来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

郑炳林介绍，从2000年到如今22年的时间里，敦煌学研究所的师生在研究的基础上创作翻译出版了《法国汉学研究丛书》《国际敦煌学研究文库（日本卷）》《敦煌讲座系列》等一系列作品。

这些成果中，在学界最负盛名的应当是《敦煌讲座系列》，这套书综合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与当年日本的《讲座敦煌》相呼应。郑炳林说，这是中国敦煌学者在国际上的集体发声，也是中国学术视野和格局的体现。

2018年，郑炳林结合兰大的地理位置和兰大敦煌学的发展态势，提出了兰大敦煌学“西进东出”发展计划。他认为，“敦煌学必须向东向西发展，向东进入中原，向西进入新疆。”

向西进，不仅涉及到中亚地区的历史和文献，更是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我们往西看，就会看到除了敦煌简牍、西夏文献外的和田文文献、龟兹文文献等胡语文献。”郑炳林说，种类繁多的文献给敦煌学研究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也带来了新问题——如何破解西北和北方各民族语言带来的障碍。

为解决这一问题，郑炳林提前谋划，早早开始引进专业人才。除了语言类人才，敦煌学研究所还引进了6位专门从事石窟研究、12位专门从事西北地区历史和文献研究的教师。

搭起了这样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架构，敦煌学研究所“西进”有了一定的基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向建设敦煌学研究高地更近了一步。

郑炳林专注敦煌学研究40载，陪伴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无到有，从有到如今被誉为敦煌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资料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他对待敦煌学研究所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郑炳林说，“选择了一条路，就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敦煌学做大做强，把它的种子播撒到每个中国人心里。”

让敦煌学研究所成为培养人才的高地

在兰州大学榆中校区，有一门本科生选修课常年爆满，这就是《敦煌学前沿研究概述》。

3个小时的课程，郑炳林在上课之前都会做精心准备——要不断修订课件内容，有时候为了阐述一个知识点，甚至会花费几天乃至几个月的时间查找资料……

郑炳林乐此不疲，“有很多本科生的兴趣在课堂上被点燃，有些人一步一步成为了敦煌学研究人员。”

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2年），全国百篇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郑炳林有很多称号，但是在学生面前他是“和蔼可亲的严师”。

郑炳林知道，敦煌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青年学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对于如何培养出一流的研究人才，他有自己的考虑。

“研究生培养有三要素，即研究环境营造、研究生的质量和教师，三者缺一不可。”郑炳林说，还有一点就是统一管理，总结起来就是“三位一体”。

在“三位一体”的影响下，郑炳林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格外严格。“只要论文不合格，就推迟一年毕业，谁说都没有用。”但在私下他又和蔼可亲，办公室门只要开着，不论谁的学生可以随时敲门请教问题。

闲暇时间，郑炳林都会去学生学习的区域转转，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状态。

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实现了联合共建。郑炳林认为，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长项主要在文献和史地，而敦煌研究院的长项在石窟艺术和石窟考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优势互补，我不足的地方，你补起来，我强势的地方正好是你所缺的。”

在联合共建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和兰大敦煌学研究所实行了研究生双导师制。在这一机制下，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敦煌石窟进行研究，有利于学生把敦煌文献与敦煌艺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培养出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相复合的研究人才。

截至目前，敦煌学研究所毕业博士生160多人，大量优秀的研究生有的留在了敦煌学研究所，有的去了国内兄弟高校，有的就职于国外名校，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他们共同见证了兰州大学逐渐成为中国敦煌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高地。

一人，一生，一事。

做中国气派的敦煌学这件事，郑炳林已经坚持了40年。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郑炳林一直没有停止保护和探索的脚步。

如今，他更是见证着一批批敦煌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在敦煌学界崭露头角，“我们都会慢慢老去，敦煌研究的接力棒终究要到年轻人手中。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名合格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