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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湾区智城政策迎来更替节点

2019-11-21 11:04:1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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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智慧城市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将成各地政府重要课题

2019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城市应用越来越多,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南都科创课题组调研发现,目前多数地方政府关于智慧城市的系统性政策规划收官时间为2020年,各地智慧城市政策来到更替时间点。在下一轮政策制订过程中,如何评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推动智慧城市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将成为当下各地政府的重要课题之一。

伴随《大湾区城市与科技融合度报告》即将发布,南都科创课题组对比分析国内6座典型城市智慧城市相关政策发现,目前广州等城市相关政策由于制订时间较早等原因,存在顶层设计感和协调性不强,渐进性为主而对未来蓝图谋划较缺乏,欠缺政策支持引导和规范新技术应用等关键问题。而深圳、杭州等城市出台的智慧城市专门政策制订时间较晚,在新型智慧城市一体化发展、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有借鉴意义。


四家科技巨头

组成“智慧城市之路”(PATH)

2019年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领域应用爆发的一年,以广州为例,2019年陆续迎来了首个智慧地铁车站、人脸支付、智能课堂等众多应用案例。而随着腾讯今年推出“WeCity”未来城市战略,华为推出结合5G的智慧城市战略,有分析人士认为,平安(P)、阿里(A)、腾讯(T)和华为(H)这四家科技巨头已经组成了中国的“智慧城市之路”(PATH),国内科技龙头企业已基本完成智慧城市战略布局。

追溯腾讯与阿里提出智慧城市战略的时间节点,均指向2015年,这并非巧合。事实上,2015年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一年。彼时,智慧城市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中国智慧城市领域发展里程碑式的事件。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则从政策层面确定了未来5年智慧城市的发展规划。其中指出,到2020年,将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和其他一系列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措施不断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智城建设面临

新一轮政策制订关键节点

2015年到2016年,恰逢“十二五”、“十三五”交棒之年,除了国家层面政策频频推出,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将智慧城市内容纳入了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之中。2016年前后,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均出台了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都有相当篇幅叙述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内容。而在之后的几年中,还有一些城市结合自身特色和实际情况,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入带来的变化,出台了专门针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随着“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再次来到政策制订的关键节点。南都科创课题组调研发现,目前广州市尽管在市场层面智慧城市应用案例越来越多,但政府层面尚未形成专门针对智慧城市的政策体系,主要政策来源仍是《广州市信息化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其中没有提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内容,已不太匹配当前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需要。因此,结合“十四五”规划即将制订的节点,广州市可以适时推出专门针对智慧城市的政策体系,从政府层面引导、支持、规范智慧城市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课题组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杭州、天津六个城市的智慧城市相关政策规划进行梳理,希望从中找到足以借鉴之处,为广州市高质量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制订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建议。

六市智城政策规划对比

四大一线城市智城应用落地位居前列 杭州天津针对性推出政策方案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四大一线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应用落地处在全国前列。而在政策层面,课题组梳理发现,四市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对智慧城市的建设进行指导和扶持。其中,上海市和深圳市在四大一线城市中率先出台了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针对性政策文件,分别于2016年10月和2018年7月出台了《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和《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

除了北上广深以外,也有部分二线城市推出了专门的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方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市和天津市。杭州市于2017年8月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数字杭州”(“新型智慧杭州”一期)发展规划的通知》,天津市则于2016年出台了《天津市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此外,北京和广州尽管没有出台专门的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方案,不过在两市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都有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板块,成为两市智慧城市政策规划的主要内容。

课题组综合6市相关政策梳理对比发现,6市政策整体可分为“十三五”规划出台期间制订和出台之后制订的两类。其中,共有4市政策落在“十三五”规划范畴,包括政策名称专门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上海和天津两市,时间点基本在2016年至2017年初。而杭州和深圳则在“十三五”规划之后出台了专门政策,时间点分别为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

由传统信息化转向一体化建设 均重视落地应用

对比发现,“十三五”规划出台期间制订的4市政策均以传统信息化建设为主线,没有涉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内容,而之后制订的2市政策则陆续有所改变,逐渐淡化信息化提法,更加突出一体化建设理念,并加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以及智慧化应用布局。具体到发展目标和应用场景上,“十三五”规划系列政策也与之后出台的政策有明显区别,“十三五”规划系列政策中的发展目标定位更高,智慧城市应用场景规划覆盖面较广,更多产业经济内容,而之后出台的政策发展目标更为具体,应用场景针对性较强,更加注重城市民生应用。

例如,杭州市在2017年8月出台的智慧城市政策中,尽管仍以信息化发展作为主线,全文共提及信息化53次,但已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宏观决策、社会治理、制造、教育、环境保护、交通、商业、健康医疗、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利用人工智能创新城市管理,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纳入规划目标中。政策全文共出现“人工智能”29次,分布在社会治理、产业经济、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气象、智慧警务等具体应用场景中,并专门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发展智慧产业生态”的首要一环。

而深圳市在2018年出台的《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则更进一步,逐渐淡化信息化提法,全文仅出现“信息化”6次,更加强调构建从支撑、平台到应用的新型智慧城市一体化建设格局。在深圳方案中,人工智能技术已从应用层面上升到作为智慧城市中心平台层面的技术支撑,为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城市治理与智慧产业四大板块赋能。

广州政策对比

定位“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先行区” 力争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对于广州市来说,目前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政策规划囊括在2017年1月发布的《广州市信息化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当中。在《规划》战略定位中,广州定位“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先行区”。发展目标中,提出到2020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城市部件、城市事件、城市组织和人等实现更透彻的感知,城市运行实现全时段、全方位可视和更全面的互联互通,城市运行更加安全、稳定、可靠,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显著提高,并列举了“以产建城、以城兴产”模式建设的广州智慧城项目和“信息整合、公共服务、商业运营”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两个具体目标。

在《规划》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的第五节,提出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具体包括推动智慧政府建设、建设一体化智慧城管体系、建立全方位智慧交通体系、建立智慧能源体系、提升医疗卫生在线服务效能、以信息化加快教育文化现代化、完善社会保障信息化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智慧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智慧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大力发展智慧社区。

规划主要针对各应用场景 还需绘制新技术布局详细蓝图

对比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出台的专门智慧城市政策可以发现,广州市当前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规划内容在于应用场景的覆盖,“多点开花”,但顶层设计感和协调性不强。在对发展目标的表述中,多使用基于现有情况的“更加”表述,说明广州政策渐进性较强,但与此同时较缺乏对未来城市的蓝图谋划。此外,在政策支持引导和规范新技术应用方面有所欠缺。

以“十三五”规划系列政策中的上海政策为例,在发展目标上以便捷化的智慧生活、高端化的智慧经济、精细化的智慧治理、协同化的智慧政务为重点,目标到2020年初步建成以泛在化、融合化、智敏化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在应用场景部分强调“普惠性”,对智慧生活、智慧经济、智慧治理、智慧政务和智慧地标五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场景规划,每个板块均有10-20个具体场景。不仅在应用场景覆盖上进行布局,且对整体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落地蓝图有着清晰的规划。

而在《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目标同样面向2020年,提出以提升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为重点,实现“六个一”目标即“一图全面感知、一号走遍深圳、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业、一屏智享生活”。并将应用场景统一归纳在“六个一”的发展目标中,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此外,深圳政策中提出“建成基于大数据、信息共享和人工智能的决策辅助体系”这一目前在其他城市政策应用场景部分没有的、更突出智慧化的内容,则是来自于对新技术的创新布局。


专家观点

智城应用不能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累赘

2017年以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政策推动下大规模走向落地,并在近两年大量与智慧城市应用融合,智慧城市建设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智慧城市应用的热度不断提高,行业市场活跃,城市居民接触智慧城市应用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加入为代表的新一轮智慧城市应用也陆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与质疑:一些应用真的有必要还是只是跟风蹭热点?是否实际解决了城市问题?是否符合城市整体发展?是否能给居民带来获得感?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就曾在TechCrunch 2018国际创新峰会上表示,应当反思这些系统到底是否真的让城市变得更聪明,还是成为城市发展的累赘。在王坚看来,这些年全世界范围的智慧城市建设,反倒正“慢慢把城市变成了一个怪物”,每个人周围到处围绕着摄像头,以及其他各种网络设备,但实际的城市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智慧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都显而易见,因此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支持和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贺可嘉接受南都科创记者采访表示,政府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与适用体系中最大的运行模块,应该承担智慧城市体系中引领者的角色。从现在到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都将是城市发展领域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之一。搭建智慧城市数据的互联互通平台并通过“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决策中心)”获取相应资源且服务社会,这些能有效改善民生环境的工作都应该由政府引领。社会大众作为被服务群体,在政府的引领带动下也更容易对这种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给予接受、融合与创新发展。

智城规划应突出普惠性和针对性

贺可嘉也对地方政府接下来制订智慧城市相关政策提出了建议。贺可嘉认为,从城市发展建设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在制订智慧城市建设专门政策方面应该与其城市环境、政策指向、地缘特点等综合数据指标体系进行一一对应。政府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做到自身需求与中央整体要求相结合,本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多方引导、全力推动的原则进行工作。

对于上海、深圳的智慧城市规划特点,贺可嘉认为,沪深两市智慧城市专门政策所突出的普惠性和针对性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相对科学与先进的发展观点。上海的“普惠性”是要求智慧城市不只是为了简便政府施政,也是为了能够落实基础,服务民生。让每个公民都感受到智慧城市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是最终目的,也是深沪两市建设智慧城市的横向目标。深圳的“针对性”是把最有利城市发展与人民幸福的那个部分有针对性的先建设起来,继而为后期的工作做好铺垫,这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深沪两市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纵向目标。

场景百花齐放需要信息安全基础

在市场应用方面,当前智慧城市各应用领域中以安防领域一枝独秀,甚至有人把智慧城市领域直接视为安防领域的代名词,市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较为突出。对此贺可嘉认为,城市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首要条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智慧城市的安防领域由于其资源与政策的相对性,因此始终是走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沿。在我国,智慧城市链接“天眼”系统、链接“雪亮工程”等运行方式科学有效。为国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这也是政府引领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范例。

但面向未来,智慧城市要全方位提升居民获得感,必然不仅仅是安全领域,而应该在各个领域百花齐放。贺可嘉认为,要实现智慧城市应用的百花齐放,还需要有开放共享的信息基础。同时,信息互联互通到了基层应用上也更要注重安全可控。最近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与时下热议的“区块链”技术都是为了更好地将信息安全与信息共享进行结合。

在智慧城市大数据平台互联互通方面,贺可嘉介绍,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全球城市智慧工程技术研究(北京)中心,共同搭建了首个使用国际标准化体系的全国城市代码发行管理服务平台。该平台的代码在管理上采取分布式的架构体系,结合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解决新型智慧城市领域中遇到的平台屏障、数据屏障、安全屏障等问题。随着我国城市标准化体系的普及完成,互联互通、百花齐放的智慧城市应用将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

陈萌琪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陈萌琪_GZS1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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