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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想念广州,那一碗永远的头啖汤 || 大视野

2018-12-31 17:08:35 来源: 秦朔朋友圈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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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到《南风窗》,到2004年离开,我在广州工作了14年。

整个2018,改革开放40年都是秦朔朋友圈的一条主线。我写了很多文章。但却遗失了广州这一重要诗篇。一直到几天前,广州的朋友联系我:“看你写了不少深圳、蛇口的文章,别忘了写写广州。”

也许对你最重要的,你往往会忽略。广州是我认识和拥抱市场经济的第一站,2018年就要过去了,我想念广州,广州开启了我,滋养过我。

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大型纪录片《头啖汤》,一共8集,每集50分钟,已在广州广播电视台播完。它从《市场》、《开放》、《文艺》、《乡镇》、《热土》、《制造》、《科技》、《枢纽》8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讲述了广州改革开放40年的故事。

12月28日,我在视频网站上从傍晚看到夜里1点多,一口气看完,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动、感慨和温暖,就像冬日里喝了一碗又浓郁又鲜美的头啖汤。

以我个人的观察,《头啖汤》是全国所有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视频作品中最好的一部,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它最全面,最丰富,而且对历史细节进行了最多的挖掘。这既是因为广州创造了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第一”,特别是在价格改革和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因此这个题材足够有分量;同时,也和整个创作团队耗时一年的奋力拼搏是分不开的。

| 美在花城

广州电视台1988年成立。《南风窗》成立时举办了“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的活动,影响很大,广州电视台成立不久推出了“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是内地最早的电视选美活动,光广州就有6000多人报名参加,轰动一时。广东媒体就是从那时起锐意改革,至1990年代蔚为大观的。1992年,广州电视台出品的电视剧《外来妹》在央视热播,曾创下了28个点的收视神话。

| 电视剧《外来妹》

在我看来,《头啖汤》和“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外来妹》一样,是广州电视人创造的载入历史的作品。

谢谢《头啖汤》,也让我有一个机会为广州写点东西,弥补我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一条鱼

广州人擅长煲汤,头啖汤就是第一口汤,广州人是喝头啖汤长大的。

生活也像头啖汤,一鱼一菜,图的是个新鲜。

可就在几十年前,“四季常青吃老菜,鱼米之乡没鱼吃”却是广州这座鱼米之乡的生活场景。老百姓每人每月只有二两鱼票,全家人攒一个月不够买一斤鱼。

广东省收藏家协会理事林仕荣专门收藏票证。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买粮油肉食都要票证。林仕荣说:“那时候有钱都没有用,没有票买不到东西。”当时在广州,为了买到供应有限的鱼吃,凌晨三四点就要去排队,用砖头占位,早上7点开市,排在后面的人只能买到鱼渣。

为什么吃鱼这么难?因为供给少。为什么供应少?因为水产品实行三级分配,国家给省里指标,省里给市里指标,产区的渔民按计划生产,全是政府定价,没有积极性。市里的采购员要一直蹲在那里催落实,盯着渔民把鱼打回来交给政府的供应站。

习仲勋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曾收到广州一位市民来信,里面装着一张无法兑换的五角钱鱼票,给他带来了极大震动。

很快,广州就开始以水产品为突破口,进行全国最早的水产品统购统销改革。1978年12月,广州一德路开办了一家国营河鲜服务部,买卖双方可以自由贸易、自由议价。卖手叫价,一条鱼多少钱,有没有人要,价高者得。这样的场面引来很多人的围观,觉得好新鲜。

国营河鲜服务部本来是叫货栈的,但不敢叫,连开会都不敢在办公室开,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自由贸易的力量是如此之大,生产积极性被激发后,半年就有了1万吨的交易量。就这样,从河鲜开始,广州又接连放开了咸鱼海味、塘鱼、冰鲜鱼市场。

放开价格后的鱼档

“街边仔,街边女,我开个鱼档来做生意,雅马哈鱼档真威风,这里的鲩鱼又大又生猛。”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雅马哈鱼档》中的歌词。广州人就这样吃上了鲜美河鲜、生猛海鲜。

但改革并非没有压力。市场闸门一开,鱼价随之上涨。计划经济时代最贵的“牌价鱼”几毛钱一斤,一下子涨到了几块钱,引起很多投诉。但改革者顶住了压力,没过多久,各地的鱼争先恐后游了过来,鱼价慢慢回落,河鲜杂鱼也从十来个品种增加到了上百个。

广州是全国第一个解决了“吃鱼难”的大城市。1985年4月,广州取消了最后一张鱼票。

一只鸡

1978年,中国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只有十几万,相当于五六千个人中有一个个体经营者。

由于就业压力巨大,1979年2月召开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尽管有诸多限制,这毕竟是多年来第一次为个体经济开了个口子。1979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就发展到了31万。

1980年4月,在国营广州锅炉厂当焊工的高德良,决定放弃“铁饭碗”,下海做祖传的“太爷鸡”。周围的人怀疑他脑子出了问题,工商局也不相信他一个干部子弟会去卖鸡。为了说服工商人员,他现场做了一只“太爷鸡”,对方品尝后连连称好,当天就给他办了执照。

1982年,高德良烹制太爷鸡

“太爷鸡”第一个月就有8000元营业额和3000多元利润。但问题也来了,他雇了几个帮工,违反了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的“不准雇工”,被指责为“资本家剥削”;日营业额超过100元,街道就要按营业额征收2%到3%的税;向银行贷款3000元,只批了1000元。左右为难。“太爷鸡”的营业额第三个月也降到了3000元。

当时在中国,围绕个体经济能不能雇工,《人民日报》组织过一场讨论。讨论中,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找到了一个依据。马克思说,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林子力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是请帮手,不算剥削。“七下八上”遂成为一条界线。

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了高德良的信件

备受委屈的高德良在1980年12月给国务院寄了一封9页纸的挂号信,第一段是一连串的8个问句,比如,个体户有没有前途?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是扶持个体户,还是限制?他还写道:“社会生产资料国家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允许一些照目前的理论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只要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不以非法的手段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触犯国家的法律,我们国家就要有法律保障这类实践活动的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这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和探索新路的决定因素。”

高德良的信,应该是中国个体经济成员第一次提出关于保护私有产权的建议,并获得了国务院的正面回应。

1985年,高德良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被评价为“中国改革的典型人物”

随着政策逐步改变,雇工开放了,税收调整了,广州成为国家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试点,高德良也成为第一个受益者。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将个体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煲靓汤

食在广州。早在宋代,就有岭南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的说法。1950年代任广州市长的朱光曾作《望江南·广州好》五十首,其中写道,“广州好,佳馔世传闻。宰割烹调夸妙手,飞潜动植味奇芬。龙虎会风云。”

广州人用心煲靓汤,爱喝头啖汤。这里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

一是热爱生活,要过好日子,生活不能过得像清汤寡水;

二是为了实现好生活,敢于突破创新,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

三是博采众长能包容,什么都能煲在一起,煲出滋味。

看《头啖汤》,听着那熟悉的广州话,我好几次都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我发现,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的很多“第一”,都是为了更方便、更自在、更平等、更自由的好生活。

1977年,港商刘耀柱第一次到广州白云区探亲,在广州火车站下车后,提着大包小包,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才到家。后来,他和广州合作经营出租车,计时收费,价格透明,造就了“扬手即停”的“广州现象”;

市民正在体验“扬手即停”

改革开放后,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港商霍英东到广州,常住东方宾馆和爱群大厦。亲戚来看他,各种登记盘查,还要打电话落实,有时竟花了大半个小时。当时所有涉外宾馆都是“闲人免进”。有这样的痛点,当霍英东投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时,坚持四门大开,不用登记,不用消费,市民可以随意进出参观。1983年开业当天,大堂被挤掉的鞋子装了几箩筐。开业前后正逢春节,白天鹅宾馆的管理团队经过再三思考,让电话总机接线时说一句“恭喜发财”。当时说“发财”是犯忌的,会被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白天鹅宾馆是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团队觉得应该有新面貌,应该讲“恭喜发财”。很快,这个说法就流行开了。

白天鹅宾馆

就像一条鱼一只鸡的故事一样,上面这两个例子,也是和生活相关。

广州人爱生活,好生活在广州。

敢为天下先

但广州人并非只是吃吃喝喝,广州人也是有勇气、敢突破的创新者,敢为天下先。

在《头啖汤》里可以看到,1980年,广州东方宾馆开办了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音乐茶座,邀请驻唱歌手现场演唱流行歌曲,每晚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这些轻松娱乐的流行音乐,一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广东的文化部门适时提出“排污而不排外”,给予了新生事物以包容和鼓励。

广州人不仅在思想上解放,在体制机制上也敢于开创。

1976年,广州农场局下属的一间靠几口铜锅熬药的小制药厂,向上级提出,要独立的人事权,跟上级承包定额利润,完成定额部分80%上交,20%留给企业;超额利润部分30%上交,30%用作企业发展,40%作为员工福利。当时改革开放尚未启动,但广州已经开始了利润承包的探索。由于制药厂在医疗系统之外,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就在1978年确定了“以销定产”,主动出击,在全国自建销售网络,派业务员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地推销产品。到1979年,制药厂已在全国建立了近400个销售网点,开中国制药行业的市场营销之先河。这就是后来的白云山制药总厂。

创办之初的制药厂,设备简陋

在广州天河的杨箕村,1976年,26岁的张建好挑起了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的担子,她从老支书手里接过存折时发现,全村4000多口人,流动资金只有150元。1978年,为了调动村民生产积极性,她和村干部顶着风险,偷偷搞起农田承包试点,试点村民的月收入从原来的10元涨到30元甚至100元。197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时,杨箕村一部分村民已经先富起来。张建好回忆说,承包之前都是集体劳动,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开工一条虫,放工一条龙,生产搞不好,年底摆乌龙”。只有当农民有了自己的自留地,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权,利益与效率挂钩,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起早摸黑都在田里忙,还不觉得累。

杨箕村没有安徽小岗村出名,但杨箕村的改革一直在不断深化,它真正在全国出名,是1987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股份经济组织——沙河镇杨箕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村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当时的具体做法是:对行政村一级的生产性固定资产进行清产核资,量化为集体积累股和个人分配股,集体积累股占60%,个人分配股占40%,既明确了集体产权的归属,也做到了“还股于民”(但不能抽资退股),让村民当上了集体经济的主人。“杨箕模式”如星星之火,燎原全国,推动了农村经济改革的百花齐放。

现在的白云山制药厂

1997年,广州交响乐团拉开了一场震惊乐坛的体制改革。他们借鉴国际交响乐团的经验,举办“拉幕考试”,由来自北京、香港、澳门的8位音乐界权威对乐手们的演出水平进行评审,考试时中间隔着一道长长的白幕。这一尝试让一批有才华的乐手脱颖而出,被破格提拔到了乐团关键岗位上。你有才能,这个位置就给你。

从白云山制药厂到杨箕村到广州交响乐团,这些社会经济微观主体的改革,为广州方方面面的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澎湃不息。

不争天下名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当改革开放从沿海到沿江、沿边、沿线全面展开,广州“为天下先”的优势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那么突出。这很自然,但广州作为中国一线城市的地位始终不可动摇。

说到一线城市,这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在两年前的一个脱口秀中坦率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如果从经济总量看,中国的一线城市是“2+2”(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从创新能力看,是“2+3”(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广州),无论是哪种角度,广州都当之无愧。在G20杭州峰会后,不时听到“北上深杭”的说法,说说而已,要是看数字,广州和杭州的经济总量之间还隔着差不多9000亿,相当于半个天津、一个郑州或一个半沈阳;论人均GDP,广州不仅压倒杭州,更压倒北京和上海。如果PM2.5年均浓度可以作为居民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广州同样好于上海、杭州和北京。

不过这样的排比,对广州人来说真是没有太大意义。广州人敏于行却迟于言,“但开风气不为师”,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虚言、和别人攀比、自我美化或自我贬抑,这都与广州这座城市的精神无缘。

改革开放40年,昨天,广州建立了很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新坐标,今天,广州在很多方面依然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一座枢纽城市,广州的地铁里程全国第三,新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全国第三,广州空港经济区初步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空港物流中心,广州港口货物吞吐量全国第三,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大城市中第三。改革开放之初广州GDP排全国第八,目前第四,以40年大历史看,广州是进步的赢家。

|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的金融确实不如上海、北京和深圳,但以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富士康去年宣布在广州投资610亿元建设10.5代显示器项目,未来这里将产出世界最先进的8K显示屏,富士康还带来了100多家合作伙伴企业。富士康选择广州,是看到了广州作为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市场优势,物流枢纽优势,以及教育和人才的综合优势。

流水不争,芳华自现。花城自有魅力,羊城自有富足。广州不务虚名,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创新永不停止,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康梁一代还是孙中山一代,广州都是进步思想的发源地,黄花岗烈士陵园72烈士中广东人占了一大半。半个多世纪后,当改革开放成为时代新的主旋律,广州再一次出发,不是在一片白纸上画画,而是在既有的框架内突围,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勇气尤为可嘉。

在《头啖汤》中我看到一个细节。从白云区神山镇一家小小打铁铺子做起的“白云电器”,1995年打算从西安交通大学电器专业引进大学毕业生。当时民营企业没有资格招大学生,老板就找到白云区人事局,人事局和企业一起到学校招人,给学校缴纳一笔费用,引进一个人的代价相当于三年的工资,最终引进了合适的大学生。

1990年,我经过考核被《南风窗》录取,但作为外地人,要解决户口,也是《南风窗》时任社长曹淳亮专门找了广州人事局,开了绿灯。“给人以机会,给机会以人。”是曹社长给人事局领导信中的话。至今不敢忘怀。

看《头啖汤》,回想广州往事,深深感到,广州是一座给人以机会的城市,一座有美好生活体验的城市,一个把机会之城和体验之城融合在一起的好地方。

机会在你手,生活甲天下。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广州,我由衷热爱的广州。

贺元韬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 责任编辑:贺元韬_G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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